《中国商业周刊》：我们都误读了德鲁克

究竟德鲁克思想与凯恩斯和经济学有什么瓜葛? 与熊彼特和政治学、社会学又有什么关联? 他当真如众人所说经历了“生涯的拐点”? 最终为人们留下了哪些遗产? 在这些问题上，也许，我们都误读了德鲁克……

2005年11月，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因病逝世，全球反响甚大。中国媒体也随即跟风，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然而，相形之下，国内文章（尤其是最先发表的一批）的水准却令人失望，有些甚至大言不惭地假借“大师”名义散布一些德鲁克生前深恶痛绝的治学观念。

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从内部出版物上开始翻译德鲁克言论至今，也大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管理教育又呈方兴未艾之势。但时至今日，人们有关管理思想的了解尚如此浅薄和混乱，足见在管理理念的引进和研究上，仍有多么艰巨的基础性工作要做。为了让没有机会阅读原著的人们免受部分纪念文章的误导，这就来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说法加以澄清。

究竟与凯恩斯和经济学有什么关系？

在介绍德鲁克思想发展的背景时，国内有些纪念文章因他直至死前“是在世的惟一一个既是凯恩斯又是熊彼特学生的人”（这其实是英国《卫报》上的话），便断言在他的治学方法中，有二人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学术派别，甚至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微妙联系”。且不说“微妙联系”这类词语玄乎乎地令人想到文学评论，德鲁克与凯恩斯和熊彼特在思想上有什么渊源，到底也没能真正说明。

谈到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关系，其实根本看不出德鲁克在提到自己的经济学背景和从师凯恩斯的经历时，有类似中国名校毕业那样的自豪感；他更多的是把自己对经济学（包括凯恩斯本人）的认识当作一个教训。

德鲁克之所以毕生致力于管理学研究，目的就是要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尽可能地与经济学拉开距离，创建专注于如何让现代组织更加有效地发挥社会功能、更体现人文价值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技能。

德鲁克自己是怎样评论凯恩斯和经济学的？他在1993年发表的《生态学视角》（The Ecological Vision）中写道：

“依我看来，经济是（社会和政治决策要考虑的）一个领域，却绝非惟一领域。经济上的考虑（对于这些决策来说）是制约因素，却绝非决定因素。经济上的需要和它们的满足是重要的，却绝非绝对的。首先，经济活动、经济制度和经济理性等一切都仅仅是手段，用来实现非经济（也就是有关人和社会的）目的的手段。也就是说，我不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早在1934年我就断定自己不是。那时，我正以伦敦一家商人银行年轻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剑桥听凯恩斯的讲座。坐在他的课堂上，我恍然大悟，原来凯恩斯只对商品的行为（behavior of commodities）感兴趣，而我感兴趣的，却是人。”（Drucker，2004）

与熊彼特和政治学、社会学又有什么关系？

相比之下，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却是最受德鲁克景仰的学者。虽然实际上德鲁克并未向熊彼特“拜师”，但在德鲁克的很多著作里，都能见到对熊彼特的引用和对他的创造性发展。例如，对利润的看法。德鲁克把现时的利润直接看作是未来的成本，因为他坚信，一切今天的赢利企业都会像“大白象”一样老化，除非它们表现出足够的企业家精神，不断用更大的资本投入（利润）通过革新来创造性地消灭原有的自我。（Drucker，2004）

这里，人们就能看到熊彼特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创造性破坏的观点。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永远是动态的；德鲁克则反复强调，它永远包含不确定性。德鲁克还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了管理实践的层次，力主企业家“不断地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断言，“未曾预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Drucker，2004）

其实，德鲁克与熊彼特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两个学者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代表了一个游离于激进自由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美国政治的定义）之间的思想派别。他们坚持自由经济，故而绝不认同传统劳工运动和当前的反全球化势力；他们关怀人和社会的命运，故而也不认同冷酷盘剥和缺乏持续发展活力的管理。

在这一派别里，更多的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开始其管理学生涯之前，德鲁克也是一位政治学家。（Beatty，1999）但为什么德鲁克决心不再继续当纯理论的政治学家，而要去研究社会组织的管理实践？其实这样做，是出于德鲁克深刻的责任感。

他始终相信，只有靠不断改善各种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组织以及它们的管理，才能维系一个协调发展的社会。他认为：“假如在我们的多元社会里，各个组织、团体不能自主、负责地运转，我们就无法坚持个人价值，我们的社会也无法为人们提供实现自我的机会……惟有让我们的组织、团体负责、自主地工作起来，并且创造优异的成果，才能保障多元社会里的人的自由和尊严。”（Drucker，2004）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德鲁克坚持说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企业，而是所有的社会组织的管理，而且越到晚年越重视非营利机构的管理。

马斯洛和其他学者的影响

在有的纪念文章中，也提到了心理学家马斯洛（Abrham H. Maslow，1908－1970）对德鲁克的影响。说起来马斯洛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心理学家的地方，在于他对组织和管理的兴趣。他的核心建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就有介绍，即所谓的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自下而上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近来马斯洛重新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与德鲁克等人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理论和工作理论不无关联。新版《马斯洛论管理》（Maslow on Management，原名Eupsychian Management）的封面上，也赫然印着德鲁克的推荐：“这是马斯洛最重要、最不朽的著作，带给过我终生影响。”

然而，在德鲁克晚年的著作中，却不再有对马斯洛的引用。其实，除了熊彼特以外，德鲁克对其他任何学者的引用都不多。德鲁克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而并不在于对其他理论家的直接阐述和发挥。

中国人对学者加以评价，往往看重门户，以致今时今日仍有人以师从某某名人为由招摇撞骗。举目西方学术界，人们往往得益于某些前辈或同辈理论家的真传却羞于声明，好像声明了就显不出自己的独创性。但一个人想要真才实学，就必须转益多师，想必这是不论古今中外都颠扑不破的道理。

“生涯的拐点”

在有些纪念文章中，德鲁克生涯的转折点被定为1942年接受通用汽车公司（GM）的邀请去做调查。其实，并不尽然。接受GM的邀请，的确称得上是德鲁克的事业转折（或个人前程的一次赌博），然而，他在那里的经历却远非愉快。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GM调查的总结和在此基础上的设想）并没有让他得到GM公司高层的赏识。当时美国的管理明星―GM董事局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并不欣赏德鲁克的眼光；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会，也都反对他提出的让工人认同公司、主动负责的建议。

除了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之外，在实践方面，GM的经历对德鲁克来说是个双重失败―他的呼吁在本国遭受拒绝，在大举重建经济的日本却受到欢迎。然而，在90年代的衰退中，日本企业也不得不开始放弃他当年所支持的一些东西，比如终身就业制。（Beatty，1999）最后，德鲁克发现，在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竞争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企业的商业生命恐怕经常要短于个人的就业生涯，于是，他提出了终身就业能力（lifetime employability）这个概念：既然终身就业无从谈起，那么通过扩大教育来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就应是一项营造新生产力的基础性工作。现在看来，人们对终身就业能力的接受已远远超过了终身就业。

从终身就业那样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到终身就业能力所折射出的每个人都能感到的紧迫现实，并不是德鲁克管理研究中惟一的飞跃。但不管怎样修正自己，德鲁克都忘不了要让企业（或任何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人来分担责任、参与管理。也正是出于这种对人和社会的命运的关怀，每当新苗头、新现象出现的时候，德鲁克通常都能比其他学者（不仅是管理学者）更主动地去寻找和分析其中的深层意义。

其实，在德鲁克一生发表的著作中，掺杂的问题不胜枚举，有资料上的，也有理解上的。但所有这些问题，都没能掩盖他对人和社会充满关怀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光辉。从Amazon和Barnes & Noble（美国最大的在线书商）网站上的反应来看，读者最欢迎他的，并不在于他提供了什么精彩的发财诀窍，而在于他无时无刻不令人感到亲近的价值取向。

尽管长时间里，美国主流商学院对他敬而远之，大企业也并未真的对他言听计从，德鲁克仍然靠不断写作并在写作中不断加强自己的逻辑来影响社会和积累名望。比起以前的著作，德鲁克的晚年著作更具价值的感召力和历史感。所以，纵观德鲁克的生涯，人们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陡然的拐点，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位孤独旅人的背影，60多年间一直在上山的路上埋头跋涉。

最荒诞的说法

在国内的纪念文章中，最荒诞不经的说法，莫过于说德鲁克的遗产是“实证研究”了。在学问上，“实证”二字并不代表实践，而代表实证主义（empiricism）；也就是，先提假说，再通过观察和实验，全面求证（或证伪）的科学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的学术，要包含大量的引用、数据、图表和注释。其繁琐者，100页的书有200页的注解也不足为奇。

但德鲁克的著作却明显不属于这个类型。他是管理学界罕有的经常从理论或直觉出发探讨问题的学者。在他逝世以后，整个世界恐怕至少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他那样的非实证的管理学论著了。

而至于德鲁克的遗产到底是什么，人们也大可不必去费劲纠缠，或者冀望在他的未发表手稿里找到什么独特的总结。其实他自己早就对此有所说法。在2003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德鲁克说：“我所理想的，并且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身体力行的东西，就是―“管理教育，仅仅是为成功人士准备的。向那些没有几年管理经验积累的人教授管理课程，我确信完全是浪费时间。

“管理教育，对私营机构、公营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是同样重要的。

“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在真正的组织中完成真实的任务，就像当驻院医师那样。

“必须要倾注更多精力探讨有关政府、社会、历史和政治过程的问题。

“为了了解（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的挑战，教员必须具备实际管理经验以及足够的咨询实践经验。

“必须更多地注意现实挑战中那些不可量化的领域，特别是商业之外的不可量化的领域。同时还要有更多的量化分析技巧，以了解已知数字的局限，并学会如何使用数字。”（Drucker，2004）

由此可见，强调不可量化（nonquantifiable）因素，正是对实证主义的批评。

德鲁克不愧是管理之父。他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哲学高度（或出于普遍社会关怀）来探讨管理的人，同时又是比同时代的很多管理学家更强调实践的人。他的哲学高度和实践观点，是贯穿他进行管理学研究的两条主线。关于他的具体判断和建议，人们尽可有不同意见。但他的著作与坊间流行的投资诀窍、销售战法或谈判技巧相比，却令人想到中国的《孙子兵法》与众多古代阵法的区别。《孙子兵法》永远受用，而那些纯技术的东西，技术一旦更新，随即被人抛弃。德鲁克和孙子都是理论和实践的充满自信的结合。

行笔至此，谨以四首绝句表示对“大师”的缅怀：

争悼哲人逝，文章千万字。

只标身后名，不辨生前事。

或知三两事，不解其中志。

堆墨不传神，画虎堪几似？

或叹学尤杂，或称论也奇。

焉知终一世，实践炼真知？

经营无止境，创造未穷期。

天路须回首，亚洲正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