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视线》
画家Dan Nott认为目前的传统纸媒已经没有存在必要，Facebook可以办一份纸质报纸，内容直接摘下每日最热门的文字和图片，拼凑在一起即可。这一对旧传播形式的辛辣讽刺被画成漫画——名为《The Daily Newsfeed》、带有Facebook标志的报纸正拿在画中人手中。漫画世界中的网络时代新人类，可以随时以怀旧方式窥探各种隐私，了解并学习最时髦的主流生活方式。
至少在网络时代开始之前，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一个事实：个体与个体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随处都存在着巨大鸿沟。大众永远是中庸的，陈旧与新颖往往同时受到排挤。
在中世纪，信息闭塞、宗教约束，以及相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的隐私要求，曾经有力地阻止了平民对于私人生活场景的窥探和批评。法国七月革命之后，新闻业的空前繁荣带动了讽刺漫画创作发表的兴旺。起初，这些漫画大部分都是抨击王室、权贵或者政治人物的——尤其王室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昏庸、无作为，几乎与这一阶层长期主张的奢靡生活形影不离。因此，对皇族贵胄生活方式的讽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讽刺漫画创作的重要主题。
白金汉郡伯爵夫人阿尔比尼娅和她的闺蜜阿彻夫人，疯狂热爱着一种叫作法洛的纸牌赌博游戏。根据当时首席大法官凯尼恩勋爵的声明，无论是谁，只要参与了赌博行为，不只会受到指控，还会被戴上囚枷，游街示众。但阿尔比尼娅她们被人揭发后，却因为贵族身份而免于示众。
这起事件招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讽刺画家们“适时”将阿尔比尼娅和阿彻夫人的形象搬到了漫画中：不只令两位穿着华服的贵族小姐在想象舞台上接受了本该施予的枷刑，朝她们扔臭鸡蛋、腐烂的水果和死老鼠，还不忘顺带羞辱一番言行不一、趋炎附势的大法官凯尼恩。漫画让民众大快人心，许多报纸都推出了类似的枷刑主题。爱赌博的伯爵夫人很快就被民众忘却，枷刑的形式却在讽刺漫画中得以保留了下来。
1864年12月，英国报纸上刊登了一幅对江湖庸医施以示众枷刑的漫画，其形式几乎与大半个世纪前、针对阿尔比尼娅夫人的虚拟惩罚一模一样。但此时的受罚人物，已由有名有姓的贵族，变成了典型游医形象的漫画化，就连投掷的道具，也在传统的鸡蛋、水果和死猫死鼠之外，添上了游医专用的毒药或者安慰剂。
讽刺漫画去政治化后，逐渐转变为对流行或古板现象的嘲讽，甚至它本身也因此成为了一种流行。
19世纪的巴黎，是欧洲名副其实的时尚之都。上流女士们的穿着每日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一些哗众取宠的造型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画家们大胆运用夸张和类比的手法，将女士们硕大的发髻在漫画中继续放大，要么整个人都成了发髻，要么头顶可以安营扎寨、安置城堡、渡海行船。衣着装饰上，画家们则擅长于找出繁复服装或发饰与各种动物、昆虫在形式上的一致性。Edward Linley笔下出现了孔雀小姐、蝴蝶小姐、章鱼发小姐等等经典造型，冠以“重拳先生的自然主义设计”这样的系列化戏谑标题，深受普罗大众欢迎。
时尚讽刺的传统沿袭至今。2003年去世、职业生涯贯穿整个20世纪的美国漫画家艾尔·赫什菲尔德，正是关注时尚、当红明星和八卦，鲜问政治的典型。艾尔擅长线条简笔画，他能够在三两笔之间勾出一个人的全部特征，观察力和笔力堪称一绝。这位“线条之王”的讽刺漫画，已经成为美国表演艺术文化的一部分，许多作品都被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
而那位如今正当红的时尚讽刺漫画家aleXsandro Palombo，走的却是典型的恶搞风格：他将Karl Lagerfeld画成墨镜教皇，讽刺其“时尚教父”身份；让数十位时尚界风云人物坐在沙发上大嚼垃圾食品，胖得撑开自己的标志性“时尚装扮”；或者将时尚人物蓝精灵化、辛普森化，迫使读者从另外的视角上对所谓“时尚”加以审视，进而消解时尚的权威感，提醒追逐流行的人们，时刻保持清醒。尽管风格粗俗，却比Donny Miller、Shag或者Tom Tierney纯粹追求商业美术海报式美感的人物造型方式要深刻得多了。
1890年代，自行车风潮在欧美爆发。当时的人们，仍从心理上抵制这“长两只轮子的古怪机械”。教会人士尤其反对自行车，他们引经据典，认为自行车正是《圣经》中某种自地狱升起的带轮邪物。1897年的《Puck》杂志上，以鲜艳的彩图形式，描绘了骑自行车的人们仿佛置身地狱的惨状：图钉、爆胎、爬坡、摔倒⋯⋯以此来劝告民众放弃购买自行车。
然而，自行车毕竟太方便了，人们很快就习惯了这一新兴事物，连部分神父都开始骑起车来。漫画家的思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一幅自行车支持者的漫画中，一位神父甚至在骑车时隐约见到了上帝。
一旦新兴概念或设计被广泛接受，漫画便转而注视那些落后者，督促他们快步向前。20世纪初，妇女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觉醒的女性开始要求公民权、婚姻和职业等各方面的平等对待。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甫一开始时，曾受到讽刺漫画界的强烈攻击。尽管当时家家户户都已经有自行车了，漫画家韦贝尔仍坚持认为女人根本不应该骑自行车。在他创作的漫画《当年和现在的女巫》中，两位骑双人自行车的时髦女孩，被以提香的猿猴拉奥孔式经典手法，类比成两个赤身裸体、骑在飞天扫帚上的淫荡女巫。
新女性崇尚性爱平等的主张，被福雷恩讽刺为对女人在外恣意偷情的纵容——在他的作品《偷情的快乐》中，一个穿束腰的女人以后入式的性爱姿势跪在床旁，臀部高高翘起，窥看床下。床上男人作侧脸问话状，问她：“你就不能在床上保持这个姿势么？”女人的回答竟是：“我在找我的结婚戒指。”
男女平等概念被人们逐渐接受后，思想先进的漫画家们开始认同女性对自由的向往。奥热在《相册报》上发表著名作品《十字架上》，以一位女性特征十分明显的丰腴女人，来取代十字架上的耶稣。尽管被钉在十字架上，但她的表情仍旧安详、幸福——象征妇女全体正在重获新生，她们对平等的诉求显然是道德的、正义的。
时至今日，欧美的女性主义早已走过两性同格阶段，无论波伏娃还是朱迪斯·巴特勒的主张，在欧美漫画人看来，都已不再新奇。但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某些伊斯兰国家，女性仍在设法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伊朗女漫画家玛赞·莎塔碧的自传体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向世界倾诉了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悲惨地位。埃及女漫画家Doaa El Adl，也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表达了伊斯兰女性主义者的未来社会愿景。
去政治化的讽刺漫画，同样紧跟着科学、医学的流行趋势，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相比评论社会观念和潮流风尚时的辛辣、刻薄、无情，漫画家们对科学进步的描绘，显然要温柔得多，甚至都见不到多少讽刺的成分。16世纪末期，一件称作《Arcimboldo的幻想》的绘画作品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件作品无论正看反看皆可成立，从某一视点看去是一藤篮水果，从另一个视点看去，就成了一个用各种水果拼成的人脸。后世的讽刺漫画借鉴了这一由局部构件拼合成为描绘主体的创作手法，并常常以能够代表主体的元素来达成“一目了然”的幽默效果。例如，需要描绘女性之美，则使用各种花卉来进行组合；描绘博尔赫斯的博学和神秘，则使用各式书本的拼贴；给弗洛伊德画张肖像画，自然要用上各色裸女。这一被称作Arcimboldesque的手法同样可用于政治讽刺，比如用骷髅来堆砌希特勒，但在流传至今的过程中，还是以平和为主，在推广各种科学概念上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与之类似，19世纪欧洲的报刊杂志上也经常出现关于麻风病人、癫痫患者、先天愚型、颅相学的漫画，但多是以特征辨识和医疗、看护建议为主，画风相对写实。一些关于动物、植物、大自然的拟人漫画，可说是当今公益漫画的原型。
讽刺漫画在欧美由来已久，早就成为报刊传媒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东方的另一个漫画大国日本，却时常对这种或许根本无害的幽默感表示困惑。2013年9月，日本申奥成功之后，法国讽刺报纸《鸭鸣报》发表了两幅将申奥成功与福岛核泄漏事件联系到一起的漫画：在其中一幅漫画中，背景是核泄漏后的废墟，两名骨瘦如柴的相扑手正在比赛，其中一位有三只手，另外一位则长了三条腿。穿生化服的裁判在圈外正襟危坐，关注比赛进程。一位法国记者微笑表示：“太神奇了，多亏了福岛事件，相扑也成了奥运项目。”
这则漫画的用意，按《鸭鸣报》的解释，是在以讽刺的方式提醒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不间断地倾倒了350吨核废水，将对日本的环境带来极大危害，尽管申奥成功，也请不要忘记处理。但日本却将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求法方道歉。可见敏感的日本，并不能真正理解欧美漫画人看似无礼的辛辣背后，所传递的关注和善意。
不过，即便欧美人自己，在讽刺漫画创作上也形成了一些惯性思维。“有色人种必定是需要同情的一方”“白人普遍歧视黑人” ⋯⋯之前炒作得沸沸扬扬的Trayvon Marin谋杀案，就因为被害者是一名17岁非裔黑人少年，便顺理成章地激起了政客和新闻界人士“反黑人歧视”的强烈反弹。Stephanie Eisner在名为《Daily Texan》的大学校报上发表了针对这一现象的讽刺漫画，认为媒体正在向民众灌输“大个、邪恶的白人男性杀了英俊、和善、无辜的黑人男孩”的先入为主式主张，结果漫画很快就被删除。
照此观之，权贵们对待敏感讽刺漫画的态度，倒也真是“全球同此凉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