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3月31日，我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参加了凤凰卫视十周年庆典晚会。这是一段有感觉的历程，我要写写香港和凤凰，这些文字是关于凤凰的。
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傻瓜，傻瓜更有力量，也给我下面的叙述找到了一个角度。
可以这样开头：
上帝说要有光，所以有了光。
杨锦麟说你来参加凤凰十周年庆典吧，所以我去了香港。
飞机在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落地，看见几个地勤，他们又瘦又矮，像脱掉水分的蔬菜，我注视他们，有一点儿好奇，我从西安来，西安不长这样的男人。
第一个词自动出现：土壤。
我非常想知道凤凰的土壤成份，这是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传媒时代，可我固执的以为，凤凰和其它媒体的区别不是这棵树和那棵树的区别，而是植物和动物的区别。
凤凰是只什么鸟？谁也没见过。异类。
（二）
出关时竟然遇见熟人，《华商报》记者小尧。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同一座城市却不曾相见，此刻因为凤凰千里迢迢来香港聚会，这个媒体影响了我们的“行”，它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知”？这是一种媒体理想。
2002年，陕西电视台把金庸大侠请到华山“论剑”，在那次直播中，我第一次和凤凰人合作，当时特邀王鲁湘来做嘉宾主持，他不会上网，理想是后半生退出江湖做学问。此后几年他“纵横中国”，有人说：那个王鲁湘什么都知道。2003年他被《新周刊》评为知道分子，照片排名第一，可他到现在依然不会上网，我以为他是刻意与电脑比赛记忆力，再也没机会问问他现在的理想，过年过节发短信，总是祝他健康。回忆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西安古都酒店，他盘腿坐在床上，脚上的袜子是纯棉的，深蓝色，干干净净，我隐约看见一个男人背后的生活。
刘春也在古都酒店，他是凤凰中文台的执行台长，手下管了二十多个栏目，在那次由陕西电视台策划召开的研讨会上，刘春把凤凰定位为一个坐着说、站着说、走着说的电视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与学者和知识有关联的手艺人。这个人身体里藏着一种特别生猛的东西，见过一头豹子低低地伏下身吗？随时要见血的感觉。
刘春说：“一个电视节目的好坏一方面看收视率，另外凤凰卫视强调三个字――影响力，主要是对于话语领袖、意见领袖、某些群体的影响力。”――这段话影响了我，我成了它的托儿。某次给西北大学做讲座，我也这么说，但我缺乏刘春的烟酒嗓，效果差了很多。凤凰是一个说话的电视台，说人话，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句话的内涵比组成它的这几个词复杂得多。
（三）
香港的天是天蓝的，云白得发亮。
我跟踪一个女人，一个黑头发的疾走罗拉，杨锦麟说香港人走路都像尿急。她走进一群宝蓝色大楼，在电梯间按“九”，我掏出记事本看看，没错，我要去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