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美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围绕着儿童美学教育这个话题展开。但有时候真正需要美学教育的，不一定是儿童，成年人一样需要在美学教育的维度上，进行延伸。
但如何让成年人也接触到美学教育？是通过在阅读中了解美？是通过观展来体会美？还是通过实践来理解美？这次，在诚品生活深圳，我们和洪晃聊了一会儿天，听她说说她对美学教育的想法。
Part 1. 从概念入手的美育初试
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对于洪晃的初识是基于那本名叫《iLook》的杂志，虽然已经停刊，但无法否认，现在回头看看，这本杂志在意识上还是挺超前的，是一本“焦点对准中国本土设计师的时尚杂志”。
之所以说意识上挺超前的，是说这本杂志同其它的时尚杂志相比，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时尚圈向来是捧高踩低的名利场，讲究的是“人无我有”四字时髦法则，彼时的中国本土设计还尚未如今日一般受到瞩目，为什么会想做这样一本杂志？
洪晃说，在最初她也并非想做这样的定位，她在《iLook》休刊号的“编者的话”里写她最初的口号是“一本给有头脑的女性的时尚杂志”，虽然她稍后也发现这“属于一个彻底没头脑的方向”。
刊物的转型是因为邀请建筑师和设计师张永和前来担任客串主编，但他却被婉言谢绝，问及原因得到的答复是太过同类化，《iLook》同所有的时尚杂志一样，所推荐的都是国外大牌，大片风格也与它们趋同。为什么不在杂志上报道中国设计师？
带着这样的疑问，洪晃与张永和前来深圳参加双城双年展，并发现了张达与王一扬等设计师。王一扬设计的一件棉袄让她印象深刻——以致于十几年后的今天，和我聊起这这件衣服时都兴致勃勃，“这件衣服有金片的版本和没有金片的版本，我现在家里头还有一件没有金片的。”晃姐高兴地说。
好像就是那个瞬间触动到她，她发现：设计这个东西是可以和我们发生感情的，而中国的艺术家是最可以唤起中国人的对服装的感觉。因此，她也决定让杂志聚焦于中国设计师。
20年后，杂志宣布关停。但回顾这段经历，这本杂志算是中国美育的一次尝试。原因有三：首先，这是第一本专注于中国原创本土设计的刊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原创设计是有市场价值的，是值得对大众普及的；其次，这本杂志的出现也让中国设计师们有了更大的展示空间来陈述自身的作品，对中国原创设计有着推动的作用；最后，这本杂志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中国的原创设计距离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很近，可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Part 2. 从品牌出发的美育升级
如果说《iLook》是在概念上对大众进行知识和理念的普及，那么洪晃另一个有名的项目——开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葱”（BNC），则是从品牌与商业的角度来进行美育升级，让设计品不再单单停留在纸上，更能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名字BNC来源于是“Brand New China”（品牌新中国）的缩写，再以拼音首字母的形式延展成“薄荷糯米葱”。虽然现在的买手店已并非新鲜事物，但彼时却不然。买手店这种商业模式尚未得到大规模普及。而这次美育升级，也只是对中国设计商品化的一次尝试。但是，很遗憾的是，薄荷糯米葱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运营体系，来支持商业的发展。
在回顾那段经历时，洪晃说：“第一年特别好，第二年也不错，但到了第三年要交房租的时候，我们就做得一塌糊涂了。就突然间发现我们只能在人家不收我们房租的情况下，我们活得还不错。这是我的错误，因为我就没有开始去融资，我们在头两年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应该去融资，为未来做准备。但因为我不是一个商人，当时真的是就没那个意识，而且也团队可能也没那个意识，所以我们就做的很简单，就觉得好玩。”
现在回顾起来，似乎“薄荷糯米葱”倒闭的命运很难避免。一方面，中国原创设计的品牌成熟度尚未被大众所认可，导致投资者们对市场的反应也没有把握，不敢轻易下注。量小无法量产就导致了单价高，又赶走了一批潜在客户。
另一方面，开设“薄荷糯米葱”的初衷也并非做大做强，而是仅仅作为一个“好玩的”项目，帮中国设计师卖卖货。洪晃说：“当初（薄荷糯米葱）担心没货，所以只要是中国设计师，商品质量过关，我们就收，相当于开了一个特别大的样板间，所有的衣服只有一个板式。任何人问这衬衫有没有别的颜色、别的码数，都没有。”这样的运营模式一方面给了中国设计师们展出设计品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也将选货的权力让给了消费者，无形增加了消费者的购物时间成本。
基于市场的成熟度与成立的初心的角度而言，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便随后洪晃有朋友愿意注资，在另外的地方继续开设“薄荷糯米葱”，但因为种种原因，也一直未能实施。但面对薄荷糯米葱的结局，洪晃反而看得特别开：“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容易吃后悔药的，就觉得它关掉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对我来讲的话它肯定是个累赘了，所以我才把它关掉的，所以我当时觉得一身轻。”
Part 3. 从城市角度看美育思考
清华大学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这个“倍儿长”的名字就是洪晃现在的单位全称。一直“千里走单骑”的洪晃觉得要做些事儿还是得抱个团儿，整合一把资源。在写完小说《张大小姐》之后，洪晃开始研究一个听起来有点“虚”，但其实很“实”的问题——研究中国人的幸福是什么？
作为顾问的洪晃最关注的是“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的规模大，速度又快，要是没弄好的话，就不是小事儿了，整个星球都会乱套。”晃姐看我有点困惑，干脆掰开了，揉碎了和我说，“我不是做学术的，清华大学有很好的研究；他们缺个’吹牛皮’的，那我就来了。”
“晃姐，那叫marketing……”我忍不住给她包装了一下。洪晃微微一笑，和我接着说起来她对于理解中国人幸福的思路。
对于很多中国人在内，幸福感其实就是归属感。属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创意、设计。而这些领域也是洪晃一直关注的领域，做熟不做生，她就先从“非遗”入手。并不是要将多少非遗送入博物馆和研究院，将它冷冻起来，用她的原话来说：“非遗这个东西的话，光去保护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个没用的，因为它只要是一被保护，它就死掉。它是进博物馆，所有进博物馆的东西全是死的。”想让这些“非遗”们进入当代人的生活，用创意做这个连接，将“非遗”活化起来。
中国的“非遗”非常丰富，但却并没有那么深入地走入我们的生活中。近几年来，虽然有时我们能在街头巷尾看到穿着汉服的青年男女走过，但这并非日常。无论是隋唐的浓墨重彩，还是宋明的清淡优雅，在历史上，中国的审美其实一直都是“在线”的。但这几十年来，无论是话语权还是审美体系，我们的审美一直在西化。
我们可能低估了审美对我们整个思维的影响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而思维与生活习惯进而会对我们意识形态进行影响。面对这种现状，洪晃表示：“中国审美体系是还没有被任何人采用过的。所以任何一个人能够很认真地去研究中国的审美体系，那是挺伟大的一个事。”
Part 4. 从乡村生活看美育实验
除开对城市进行美育的思考，洪晃也切身参与到了美育的在地实验——一场让艺术家与村民互相学习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实验。
北京市昌平区下苑村，一个地处大城市边缘的“空心村”。不同于宋庄比较成熟的格局，大多数下苑村的艺术家还在职业的积累期。这里的艺术家们都热衷于创作，而下苑村充足的空间与也有适合创作的景色，也让他们成为了设置艺术家工作室的首选环境。
也许是无心插柳，随着艺术家与村民的沟通增加，双方也开始了互相的影响。本地村民们看到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也开始模仿，将美学教育融入生活之中，以实践的形式培育了一批素人艺术家。
“村民们去写生或者是捏泥，生活有了一个新的一种方向。”洪晃笑着说，“我们不需要大家，我们不需要那种艺术在国际上头怎么着的，我们需要的是像这样的艺术家，他真的能够感动一个村子，真的能够用他的普通的行为去改变一个村子，哪怕就让五个人生活变得更好一点。”
在这种互动中，艺术家教会了本地村民通过艺术寻找快乐，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而本地村民们也用闲适的乡村生活，让艺术家们能够更好地创作。这种互利关系所带来的改变，并非能用金钱衡量，更多的是通过美育的方式，在精神上的一次变革。
最新的体现是洪晃主创的首部围绕艺术乡村进行立体剖析的视频日志《来吧,下苑村》，以长达90集的短视频集合方式,全方位展现“今日的乡村和村民是什么样的?”“艺术家和艺术在乡村的生活方式如何?”“如何让艺术真正改变乡村?”等问题,并探索解决之道。
如果说《iLook》是在美学教育概念普及上进行尝试，“薄荷糯米葱”是一次不太成熟的美育商业化过程，对幸福感的研究是对美学教育方法论的探索，那么下苑村的真实经历则是一次实实在在，却又“无心插柳”性质的美学教育实践。
下苑村的实践还在继续，从环保市集到工作室开放展，下苑村的美育尝试，仍在不断继续。不同与一些以标志性艺术品或者创立旗帜性的艺术活动来改变农村面貌的行动，下苑村的例子更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精神面貌。但路向何方进行，仍旧需要时间来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