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signer's Designer专栏简介：
设计师们的心里都有一张名单，上面密密麻麻地（又或许只有一两个）布满了对他们设计路上曾有启发或影响的名字。
名单上的人也许家喻户晓，又或名不见经传。他们也许没有追求过世界定义的成功，但却活出了波澜壮阔的人生。他们的作品与人生的哲学，都紧紧地抓住了那些梦想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们的心。
在网络上快速翻查TRANSFOMER这个英文字的话，现在应该只会出现两个解释－要不就是好莱坞电影的名称《变形金刚》，要不就是变压器。但在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关于到底什么是设计师还未被定义之前，TRANSFORMER这个词曾经被用于形容一个独有的专业，包含横跨几个如今被分拆的专职领域：由创意指导到符号定义，由UX到UI，由平面设计到资讯图表设计等。
但其实，这个如今已消失的头衔也好像只有一个人正式被赋予过，毕竟那时候一切都尚未定型；但也有人说这个于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独特职衔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假若没有TRANSFORMER玛丽·纽拉特（Marie Neurath）奠定的基础，现今蓬勃的种种设计领域还需时多年才会具备雏形。
玛丽于访谈中是这样定义TRNANSFORMER的：「TRANSFORMER的责任是解读数据，从各个领域的专家处获得必要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向公众传播，如何将其联系并使其易于理解。然后从文字和数据中寻找方法去提取事实，并将其转化为图片。在这个意义上，TRANSFORMER是被动地被公众受托的人。他必须记住并遵守此限制，在可取的情况下作出需要的更新，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偏差，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公众的混乱。他得编制最终作品的大纲，其中许多细节也得小心控制，去确保内容能清晰传递，标题、排序、字体、编号以及符号的颜色等都得仔细酌量；再交托此蓝图于艺术家们，让他们完成大众可理解的作品。」
按照上述文字去解读的话，最接近此定义的翻译应该是转化者，或者用比较通俗的讲法，它有如人体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将摄取的各种食物进行拆解，排除不必要之物，让我们获得能量与营养。
通俗的讲法总是比较好懂，最明白这个道理的非玛丽与她的伙伴们莫属。由一个数学物理系学生变成TRANSFORMER的契机，全因一次博物馆参观。
1924年，在一次大学安排的维也纳旅程中，25岁的玛丽参观了维也纳市的住房与城市规划博物馆，并在兄长的穿针引线下，短暂地获得了馆长的接见。虽然玛丽投身的是理科科目，可是她也从小学习绘画，感性追求艺术创作的部份亦没有被埋灭。在博物馆内，第一次见到两个她擅长的项目被融会贯通于资讯图片内，让她感动不已。
博物馆馆长正是在很多年后会成为她丈夫的奥托·纽特拉（Otto Neurath)。年长、成熟、又有经验与理念，除了经营博物馆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外，奥托在遇见玛丽的一年前，于维也纳成立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他非常热衷于基层民众的社会福祉，所以为了当时普遍还不识字的民众，他开始了以图代字的视觉教育实验，这亦被认为是传播讯息的平面设计雏形。
看出了玛丽眼中的热情，虽然知道她缺乏相关经验，奥托还是邀请了即将毕业的玛丽加入他的团队。这个有点放手一搏的聘任看似风险高，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回报更高。
翌年，玛丽搬到了维也纳，成为已经更名为社会和经济事务博物馆的馆内创意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负责制作展览材料。奥托与玛丽，书本装帧师与社会学家以及一众绘师组成了一个多变的团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开发一套逻辑性强，图形清晰，以及最重要的——吸引眼球的信息展示方法，让晦涩的数据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当时他们把这一套研发中的新半图像语言称作维也纳图形统计法（Vienna Method of Pictorial Statistics）。
让知识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于奥托追求的平等社会主义，大量地使用图像而非文字则反映了现代主义对实用性、普遍性的追求。德国艺术家格尔德·阿恩茨（Gerd Arntz）于1928年加入，并通过开发简单的木刻构成的象形图，帮助巩固了维也纳图形统计法的美学，这些象形图亦伸延到日后完善的表现方式里。
团队渐渐开始接到不同国家的委托，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他们逐步完善图像语言的规则与表达方式，引导他们创建一种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国际图片语言ISOTYP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Typographic Picture Education) 。
1934年，奥地利内战爆发，法西斯分子战胜，一切反对的声音均被连根拔起，奥托的博物馆也被逼关闭后遭焚毁。一部分团队搬到了荷兰，以海牙作为基地，继续专注发展ISOTYPE。没有了博物馆作为基地，他们转向接受美国出版刊物委托和荷兰本地的教学活动。他们在海牙创建了国际视觉教育基金会，启动了一个名为《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的项目，旨在利用图像语言为国际科学和社会合作进行宣传——可惜这个美好的想法，在日益黑暗的欧洲无法取得大的进展。
1940年荷兰投降，团队被迫四散各地。阿恩茨决定留在荷兰，由于奥托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且有犹太人血统，他只能继续逃难，和玛丽乘救生艇逃往未沦陷的英国。
虽然两人均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但由于他们的本籍一个为德国，一个为奥地利，到达英国时均被视为"敌国外侨"，他们被拆散，分别软禁于各个监狱和拘留营。奥托说：「我们俩都把在监狱里的头几个星期视为在经历荷兰沦陷紧张气氛后的一个短假。」
他们失去了博物馆，只剩下了彼此。尽管缺乏资源，但奥托和玛丽还是在拘留营里各自继续进行小小的开发，利用手头能用上的任何东西，比如糖果食物包装等，编写着各国历史图表的笔记，毫不气馁地继续工作。
1941年，在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系列拥护者的请愿下，两人得以脱离牢狱生活重获自由。两人在分开10个月后重逢，经历种种波折后终于成婚。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开始筹划一系列项目：在美国成立基金会，在英国出版一系列关于战后政治的书籍，并计划出版一系列儿童读物。 1942年他们于牛津建立家庭同时再度成立了ISOTYPE研究所，然而短短几年后，奥托于1945年突然离世。
作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奥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刻意要求团队无论性别，对ISOTYPE均拥有集体所有权。丈夫的去世对玛丽来说当然是个打击，但玛丽决心要将两人共同研发的成果继续发扬光大，于英国成立了新的团队，在新成员们的加入下，ISOTYPE的视觉震撼力持续进化。
在儿童教育书籍中，玛丽找到了将ISOTYPE方法付诸实践的理想场所。年幼的读者对图片比对文字更感兴趣，这种对视觉的关注意味着这些书很容易被翻译并在国外出版，实践了ISOTYPE跨过语言障碍的最初目标。
1950年，西尼日利亚总理与玛丽取得联系，希望玛丽能与尼日利亚政府合作，制作适合西尼日利亚的沟通图像。在许多方面，这是对ISOTYPE的大考验，它试验了视觉教育面向非西方受众的实用性。如同在博物馆时代她会经常混进游客团体听取不经意的反馈一样，玛丽多次前往非洲，尝试深入了解非洲文化。
在这期间，她了解到纵使ISOTYPE设计的确有跨越语言的能力，但还是得深入访谈实验，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再作出调整。例如，不同地方的人对颜色会有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非洲，人们会觉得黄色代表健康，蓝色让人安心等。ISOTYPE的图像设计，需要做出符合当地群众期望的调整。
玛丽在维也纳、莫斯科、英国以及尼日利亚都尝试收徒，期待他们能延续ISOTYPE。尽管她在奥托去世前后做了很多努力，但规则严谨的纽拉特流派始终没有实现。时至今日，纵使玛丽的原本流派可能已消失无踪，但随着近年可视化数据的普遍增加，用户体验反馈给产品进行优化，UXUI无处不在，表情符号几乎也可以自成一门简单的语言，要是没有ISOTYPE的早期整合以及持续改进，各个领域可能还是在各自为政，作为使用者的我们因为体验不佳，摔手机的机率也可能会大大增加。
挑战消化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收集统筹了一张又一张的图表，玛丽·纽拉特严谨地编纂了数据，准确地叙述了故事，更重要的是，她开拓了沟通设计的河道，让日后的设计后浪们能舒畅自如地奔向各自领域。对如今活在网络上的人们来说，假如没有他们建立的桥梁，可能就不会有EMOJI表情符号，那样单调的世界，你能想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