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与白痴，是新生代中为数不多的、能从作品中感受到「团」的乐团。
2018年，只身从台北来到北京的蔡维泽，在《明日之子》第二季的决赛舞台，选择与团员共同呈现《美好前程》，来为这趟对他职业生涯极其重要的旅程画上句点。
这便成了一种宣告，任何一个在傻白中看似华丽的零部件都不是“刚好凑到一起”，或用去别处也可以，而是为了构成「傻白」而存在。
四年后，更加成熟的傻白开始了跨越17座城市的巡演，并在巡演当天发布了新专辑《Year of Fate》（本命）。他们不再唱什么才是美好前程，而是用一种更「当下」的眼光，去思考乐队如何在盲盒般的未来里持续生长。
#写作方式：
从海绵宝宝去海参王国谈起
傻子与白痴（以下简称傻白）是由主唱蔡维泽，吉他郑光良，贝斯李沂邦，鼓手徐维均组成的乐团。
你大概猜不到，这四位看上去略显叛逆的男孩，几乎都在公务员或教师家庭长大。认真地考了大学，甚至还想组队转去哲学系。
“过于正常”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更沉浸于体会忙忙碌碌和爱来爱去的大小事体，既没有绝对精英主义的犀利，也没有颠沛流离的愤怒。因此，他们的书写对象一直都是随着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场域而发生改变的生活本身。
比如，从台北来到北京，见识了零下的残酷，就写了嘴里巍颤哆嗦的冬五环。吃臭豆腐有感，于是半戏谑半怒其不争地感叹“称不上高尚，也放不了隔夜”。又或者是借本命的契机回望过去的记忆，想到了大学的初次舞会，便将那首经典的BGM《第一支舞》重新编曲制作演绎，改成了更适合跳舞的三拍子。
要回答「如何写作」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傻白认为，音乐可以呈现得很浪漫，但它依旧有一个规矩在里面，不可能无边无尽。至于如何将那些曾经打动自己的经典作品转化为自身创作的养分，蔡维泽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类比：
《海绵宝宝》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海绵宝宝从蟹黄堡餐厅跑到海参王国去救它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很多关键词，比如勇气啊友情啊什么的。假如这个作品足够好的话，你看完就会把自己代入这个世界里面去思考，你跟主人公的选择会不会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其实这些都是看完一个作品之后会有的正常反应。这些反应很难称之为「借鉴」，它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些痕迹，这些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之后就会影响作品的表现方式。
提及此，蔡维泽又开玩笑地说，上一张专辑写的东西“格局小了”。而这张专辑，则想突破语言的范畴，呈现一些更有画面感、更能意识到收听环境的东西。
正因这种有意识的突破，当我在巡演现场第一次听到这些声响，特别是在与上一张专辑《夜长梦少》交叉表演的间隙，能明显感受到傻白写作方式的改变。文本“降格”，变成了与旋律、泛音、电流杂音甚至舞美几乎平等的层级。观众不会刻意去摘出某个句子熟读成诵，而会被包容在一种强势的听感之中。
在蔡维泽放弃了擅长的中文写作之后，整体听感却更为丰富了，也更难割裂地赞扬或批判某一段riff或vocal。因为这些化学反应是极其连贯的，体现的是傻白共同的意志。
#专辑执行：
从西装的织法到长尾水青蛾
新专辑发布之后，傻白接受了很多采访。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用英文写作，另一个就是《第一支舞》为什么请到龙丹妮加入。
前一个问题，对应的是对傻白写作方式和音乐理念的关心。关于如何表达，想必能从前文中窥得一二。而音乐理念，我认为对于一个尚在探索、且不愿设限的新生代乐团来说，只能谈「当下」，难以盖棺定论。后一个问题，则对应了人们对于所谓的地下乐队“被收编"之后的好奇——况且还是哇唧唧哇这样一个头部经纪公司。
傻白对此的心态非常开阔。就如同觉得疫情会损耗创作，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减少了生活的刺激一样。蔡维泽话语之间表露出，签约公司实际上也是一个“提供刺激性”的行为。公司让他们接触到了很多不是一开始就玩音乐的同事，对标了很多更有市场影响力的艺人活动，让他们认识到了当下的大娱乐环境是什么样，这些对乐团发展来说是一种养料。
虽然签了公司之后，他们现在“演出需要妆发了”，但依旧延续了“小组作业”式亲力亲为又一团和气的工作模式。
徐维均说他们在台北的家里放了一块大白板，疫情期间哪儿也去不了，于是一有灵感就在上面涂涂画画。包括专辑的概念、每首歌的氛围、intro和outro如何呈现和进行。诸如「标题不够catchy」的讨论此起彼伏，也让客厅成了他们的新工作间。
他们对专辑的制作执行的要求，也像极了那种需要在presentation时准备PPT、连二级标题的位置都要自己调的学习小组。
新专辑几乎放弃了考虑“音乐分类”这件事，vintage的色彩以及大量的实验段落，使李沂邦需要思考一种更贴切的演奏方式。郑光良几乎包揽了专辑的编曲工作，还重拾了阔别十年的小提琴，在《At The Heart of Everything》结尾来了段令人惊艳的弦乐表演。
蔡维泽除了写和唱，除了在沙发上无止尽地练琴，还要负责盯造型。为了贴近专辑平和、中立的感觉，刻意规避“雅痞阳光黑暗文静等情绪提示字眼”的衣服，对细节的研究到了“服装的织法或黑该有多黑。”
一直以来，傻白的作品都是由乐团方、经纪方和外部艺术家共同努力达成的结果，而这一次公司很放心地让徐维均尝试参与视觉创意的工作。专辑中笔触恣意的手绘、鬼马的拼贴、草稿式的文字、反常规的跨页，都来自一次次和设计师、摄影师跨越几千公里的电话和视讯。徐维均在ins里写，摄影师高明昔会发来东北的风景和拍过的乌兰察布火山口，而他则回赠一只长尾水青蛾。
因此《Year of Fate》的专辑装帧里，没有高清帅气写真，更多的是一些后脑勺、常被忽视的局部特写、山海昆虫、失序的波长，一则真正关于「本命所见」的故事集。
#乐队气质：
傻白是时髦、绅士和经典
和傻白聊了近两个小时，我意外地发现，傻白的每一个人都很会表达。
这种「会」并不是指一种信雅达的技法，而是一种野生的天赋，散落在频出的梗、猝不及防的“臭屁”以及发言后的自动喝彩之中。
比如在问到未来想要和谁合作时，因为喜欢落日飞车的音乐，他们获得了集体提名。而在郑光良提出想要和喜剧演员合作之后，又一下变为了脑洞大开现场。
蔡维泽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不考虑疫情和预算，想要邀请世界级健美先生Ronnie Coleman：
“我和邦邦都很爱健身，Ronnie Coleman就是我的偶像。有些电视节目会邀请一些健美先生在旁边表演，我觉得放在我们的舞台上也很棒。这个形式少有乐队尝试，所以我很感兴趣。而且我们有蛮多歌曲都还挺适合健美先生出场的，是吧？
我之前也看了一些Ronnie Coleman的采访，他说自己没出名之前，会吃很多意大利薄饼，于是「薄饼」也成了我对他的想象。在他表演时，我们的VJ就可以呈现意大利薄饼的画面。”
蔡维泽还补充道，自己很喜欢Adele的音乐，相信她能和自己的音色碰撞出火花，谱出一段美妙的乐曲。
在一旁的徐维均也顺势找补：“我想和IU合作，相信我的鼓和她的音色也可以谱出一段美妙的乐曲。”
也许某一天，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舞台：傻白与落日飞车联袂表演，Adele是特别来宾，IU从舞台缓缓升起，Ronnie Coleman负责展示肌肉，而背景则是一块不断漂浮的巨大薄饼。
刚好迈入崭新的2022年，我们也顺带问了傻白的新年flag，这些回答也极有「傻白」平实又离奇的特色。
蔡维泽：我要成为更好的人。李沂邦：我想变成Social King。徐维均：我想要精进自己的英文能力，因为我们乐团其他几个人都是高材生。我希望之后我们都能使用英文交流，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天团。郑光良：我想考到一个「宠物沟通师」的证照。因为只有和动物在心灵上建立联结，才可以触摸它的脑电波，产生灵魂上的抚摸。
正如《Year of Fate》的专辑简介里写的，这些台前幕后的所有内容都来自“难以归类难以标签难以概括的生活本身”。
于是最后的最后，我们也很感兴趣，在尝试用音乐进行写作的第七年，傻白会如何形容现在的自己，或是傻白想要抵达的愿景？他们给出了时髦、绅士、经典这三个词，似乎正好可以回答“傻白的乐队气质是怎样的”。
——“傻白认为的「经典」和「Old School」有区别吗？”
——“是的，我们认为经典最重要的元素就在于，它的每一个方向都非常「中性」，傻白就是一个这样的乐团。
当一个东西倾向性很强的时候，它刚一出来，会让人觉得「它怎么这样，好酷哦」。但久了甚至不用很久，就会失去欣赏性，失去让人回味的元素，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中性，所以我们才会被记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很无聊，但我们有无聊的余裕，没有无理的余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