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是全球公共和私人空间普遍存在的现象。目前为止，此类现象绝大部分是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伤害，这直接影响到女性理解她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何位置。”
——(国际城市妇女组织WICI，2010年)
1928年，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应剑桥大学某女子学院之邀，到剑桥做一场以“女性和小说”为主题的讲座。这时候的伍尔夫已经是《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的作者，伦敦作家圈里赫赫有名的先锋小说家，实在并非籍籍无名之辈。但孤身一人的伍尔夫在剑桥图书馆的大门口被校官拦下，理由是女性不得独自进出此地。
伍尔夫的愤怒可想而知，但那怒火的源头不是作为名人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而是身为女性，在男性特权面前，你的骄傲和尊严一文不值，你的社会性身份也无足轻重，你只是一个——不被公共空间接纳的——女人。
当然，近百年过去，类似于女性不可单独出入图书馆或任何其他公共空间的狗屁规定也大多成了历史的尸骸。在大部分现代文明主导的城市里，女性尽可以自由行动，大谈男女平等或女性福利，女性似乎已经全方位被公共空间接纳了，是这城市、这文明的一份子。
但当你被告知10点之后独自在大街上游荡或打车可能会有性命之虞；当你看到社会新闻版面报道上海某区独居女性被奸杀用行李箱抛尸；伦敦一职业女性回家路上被劫持奸杀；德里一女大学生在公交车上遭轮奸致死；亦或是，当你震惊于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有犯罪团伙以倒卖女性或囚禁并强迫女性提供性服务发财致富；脆弱的幻象轰然坍塌，我们对文明的信仰常会被人性之恶击碎。
这些犯罪事件还指向另一种反思：当我们高举女性权益的旗帜，要求享有平等的工作、婚育、教育、政治和社会事件参与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免受暴力侵害威胁的权益。
没错，这样的权益或许已经被写进律法，但相比于用法律制裁既成事实的暴力行为、修补受害者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被完全修补好的身体与心灵创伤，用行之有效的办法预防这类恶性事件的发生，或许才是对女性真正的友好。
#01
印度SafetiPin：赛博时代的女性互助
2012年12月16日晚9：30分左右，印度德里一名23岁的医科学生Jyoti Singh和男友看完电影，准备乘公交回家。一辆公交车驶来，车里仅有5名男性乘客，但因为时间不算太晚，男友又在身边，Jyoti Singh没有多想便踏入车厢。此后的一个小时，她犹如置身地狱。车里的“乘客”用铁棍打伤她的男友，随后，包括司机在内的6个人轮奸了她。侵害结束后，这对情侣被扒光衣服丢下公车，Singh身上除了性侵痕迹，还有多处击打伤、咬伤、贯穿伤，医生赶到时已经回天乏术。Singh住进重症监护室，两周后离开了世界。
这件耸人听闻的恶性暴力事件在印度引起大范围的抗议活动，女学生们走上街头，高举写着“NO RAPE”旗帜，希望引起当局重视。
2013 年，同为女性的社会学博士Kalpana Viswanath 创立了 SafetiPin，开发了同名的手机应用程序。SafetiPin的逻辑类似于我们常用的点评软件，只不过评分的对象是城市。基于照明、开放性、能见度、人口密度、安全指数（有警察或安保人员）、性别多样性等9项指标，对城市的街道和公共区域进行评分，用户注册后可免费使用，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参与评分，完善数据包，从而帮助更多女性在出行时选择相对安全的路线。除此之外，SafetiPin的功能还包括导航、定位追踪、一键报警和查询安全庇护所等。
目前，这款App已经覆盖了16个国家的65个城市，被10万名走在路上战战兢兢的女性使用。
#02
西班牙Col·lectiu Punt 6：girls help girls
Col·lectiu Punt 6与SafetiPin略微不同，它是一个由女权主义建筑师、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合作组织。成立十年来，Col·lectiu Punt 6一直致力于将性别平等和女性视角融入城市建设和街道规划中。其核心成员 Sara Ortiz是一位拥有社会学教育背景的女性城市规划师。Sara Ortiz发现，未考虑女性视角而建设的城市街道，通常都存在许多阴暗角落和障碍物，这些场所为潜在的罪犯提供了完美的藏身之处。
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说，现代化的城市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男性特质，因为从一开始，诸如街道、社区等公共空间就并未考虑女性需求，女性的活动空间被理所当然地安置在家庭内部。
Sara Ortiz大概也是雅各布斯的读者，她借用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指出“能见度”是安全性的关键，但能见度不仅仅关涉照明设施或光线明暗。
Col·lectiu Punt 6参与了巴塞罗那的城市安全系统升级，大型垃圾箱、封闭或杂草丛生的停车场得以重新整改，以减少滋生犯罪的危险场所；而城市的绿化植被，尤其是街道两旁的树木被建议不得超过1米，并且要保持树冠和树枝不遮挡视线。角落、楼梯、小巷、门廊和其他建筑方面存在的安全隐患更难追溯和解决，但也有城市努力做出改变，比如在西班牙北海岸的圣塞巴斯蒂安，市政部门于2018年颁布了一条建筑章程，要求新建住房的所有入口都要面向街道，并且注意避免留下视线盲区。
#03
越南橙色巴士：点亮橙色，拒绝冷漠
橙色在国际上被用作呼吁“结束针对妇女及女童的暴力行为”，橙色巴士的意义也就不难理解。
很遗憾地，公共场所频发性别暴力的现象并不只发生在印度。联合国妇女署曾在胡志明市做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41% 的女性和 39% 的男性曾目睹过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性骚扰事件，公园、小巷和街道、公共汽车站、酒吧餐馆以及公共厕所是最常见的骚扰事件发生地。而许多人对此习以为常。
造成这种集体性麻木的原因，既是观念问题也是法律制度问题。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父权制国家，《性别平等法》在越南颁布不过十余年，而性骚扰只被认定为是行政犯罪，而非刑事犯罪。
2019年，联合国妇女署在胡志明市推进了“安全城市”行动。在公共汽车、学校、社区和社交媒体上呼吁点亮橙色，停止性别暴力。除此之外，橙色标记的公共汽车和公共汽车站安装了摄像头和直通求助热线的公用电话，并且对 6000 名公共汽车司机进行了应对性骚扰案件的应急培训。
事实上，联合国在面对此类牵涉人权、主权、文化与观念差异的问题时，能做的也非常有限。在妇女权利问题上，联合国通常通过妇女署颁发的一系列公约，如1949年的《禁止贩卖人口和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60年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1979年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依靠国际舆论敦促各国修改宪法和法律，完善妇女保障制度。
近年来，由于性别暴力问题屡禁不止，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甚至出现频率上升趋势，联合国内政部联手人口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及瑞典国际国家开发与合作署创立了“联合国女性友好城市联合项目”。也是这个项目组，第一次将女性友好城市（women friendly city）的概念廓清：女性友好型城市是指该城市的所有居民都可以平等地从摆在他们面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中受益的城市。并非我们想象中只强调女性权益的城市。而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足够女性友好，项目组也给出了基本的标准：
·女性可以获得健康保障、教育和社会服务。
·女性可以获得就业机会。
·女性可以享受到优质、全面的城市服务（如交通、住宿和安全）。
·女性在遭受暴力时有足以保障其权利的机制。
#04
埃及HarassMap：星星之火
HarassMap也是一款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的手机软件，主要应用于埃及。
在2017 年汤森路透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开罗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对女性来说最危险的特大城市”。来自于联合国妇女署的调查数据显示，99.3%的埃及女性曾在街头和公共交通工具上遭受过性别暴力，官方却宣称只有10%。
正是这种背景催生了HarassMap。与 SafetiPin一样，一方面注册用户发生紧急事件时，可以通过它获取最近的支援机构的联系方式，并且一键报警；另一方面，HarassMap会积累真实的案件数据，通过公示等手段提出抗议，向政府相关部门施压。HarassMap 推出之后，性骚扰才终于在埃及被认定为是一种犯罪行为。
#05
日本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多学习总归是有好处的
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的理论萌芽于上世纪70年年代。学者从人类社会行为的角度分析了空间构成对犯罪行为的影响，认为犯罪行为的发生率、发生地点与空间的量化参数有强关联性。比如整合程度较低的区域犯罪率较高；公共空间的可视程度直接关联犯罪率，小尺度空间的关联性对街道安全性有直接影响等等。
严格来说，CPTED不是“女性专用”的研究成果，但一方面对女性来说，我们一切的权利和自由都需要以安全得到保障为前提；另一方面，大多数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暴力行为，受害者都是女性。因此许多希望加入女性视角的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升级项目，都会从CPTED理论中取取经。
千禧年前后，日本政府曾大力推进预防犯罪的城市建设，许多地区依据CPTED改建了公共空间。以福冈为例，福冈市警固公园在更新前由于地处偏僻，视觉死角又较多，聚集性犯罪频发，一度因强奸、毒品贩卖现象猖獗被关闭。
改建过程中，公园内设置了紧急事件安全中心，开园期间有安保人员轮岗守卫。公园内部过高的绿化树木被替换，人造假山被拆除，整个公园的轴线也经过调整，以确保公园外经过的路人或巡警可视线贯通地看清园内发生的一切，达到自然视线监视的效果。
同时，在公园周围增加商业与生活基础设施，活跃街区，从而吸引更多入园人流，以提升游客在遇到危险时随时求救和得到响应的概率。在园区附近的商业体也配合公园进行了立面改造，将朝向公园的外立面从不透明材质换成玻璃幕墙，既为商场内咖啡厅增加了观赏性景观，又强化了雅各布斯的街道眼理论——任何技术的监视都不如场地内部自然发生的监控视线有效。
其实类似的设计巧思在国内部分公园、景区的改建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二。比如我们儿时的公园，为了不影响景观，一般会把公共厕所设置在园区角落，那里通常阴暗潮湿，照明不足，极容易滋生犯罪事件。今天则有部分公园不再采用此类掩耳盗铃且留有安全隐患的方式，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在步行道动线两侧的绿地上，每隔一段就会有造型美丽的公厕，既不破坏景观，又更加安全。还有不少公园也把实体砖围墙拆除，替换成视线更通透的栏杆。
严格来讲“女性友好城市”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名词。假如你去维基搜索，结果页面会弹出Feminist Urbanism这样一个词组，大意可以翻做女性主义的城市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城市化，其解释是：该理论旨在了解在城市空间中成为女性意味着什么，以及女性在这些环境中遇到的困难和机遇（aims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man in an urban space and what struggles and opportunities do women encounter in these environments）。
但内涵的不确定和意义边界的模糊不应该成为它被忽视的借口；相反，更加说明在城市建设和公共空间的规划过程中，性别多样化视角的缺位。
说点心里话，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论调已经足够高蹈，却似乎还不够扎实，因为即便在女性群体内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地区、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阶层的女性所求也不尽相同。但对女性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我们在公共空间中所要求的各项权利、自由，都离不开免于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安全性保障。最起码的，在反对性暴力性侵害这条基准线上，我们可以做到步调一致，去寻找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鲍曼在论证贫穷问题并非只与特定的贫困人群有关时说到：我们关注贫穷，是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与焦虑。类似地，我们关注那些受父权观念迫害，被强奸、被暴力对待、被锁链锁住的女性，也并非只是因为她们的悲惨遭遇唤起我们的同情和悲愤，而是我们知道，她们的遭遇里也包含无数随时会掉落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
最后，再说点开心的，在这篇稿件结稿不久，我们看到一条这样的新闻：公安部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很高兴，这个灰暗的春天终于迎来一丝希望，希望，我们能看到更多姐妹找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