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都会牵动一些目光。虽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几乎不必期待自己钟爱的那些知名作家出现在领奖台上了，但总能“捧火”一些陌生名字的诺奖却也实打实地像一份读书指南，能够拯救书荒的人，充实文学爱好者的待读清单。
今年，这个名字是安妮·埃尔诺。不少媒体声称她“并不冷门”，但随便在购书平台上检索一下，就会发现她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并不多，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悠悠岁月》恐怕也没有那么为人熟知。尽管有出版社在紧锣密鼓地推出她三部重要作品，但多少有点“押宝”的性质。可见，安妮·埃尔诺对国内读者来说相对比较陌生的。
并不陌生的是媒体、出版社有意无意给她贴上的标签，比如「描写底层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私人叙事」、「战后作家」，其中最值得琢磨的莫过于「女性写作」。
# 大于“女性写作”的女性写作者
诺奖给埃尔诺撰写的人物小传是“作品主题是身体和性；亲密关系；社会不平等以及通过教育完成阶级蜕变的经历；时间和记忆；以及如何写下这些经历的问题”。
对应埃尔诺的创作历程——《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分别讲述其父亲和母亲的人生故事，将工人阶层家庭生活的历史和社会时代的变迁紧密地结合；《耻辱》写一个“小镇做题家”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跃迁，但也因此失去精神和文化上的阶层归属感的尴尬困境；《女孩的记忆》描述她青少年时期不成功的性经验、对身体的探索；《单纯的激情》（Passion Simple）写她与一名外交官的婚外恋；《正发生》写一个贫困的女大学生因非法堕胎而遭受的不公对待和精神暴力；《我仍在黑暗中》记录她作为女儿对身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的凝视……
当一个作家是女性，她的作品又和身体、性或性别密切相关，似乎就很容易被冠以“女性写作”的头衔。更何况埃尔诺的写作的确有强烈的私人叙事色彩，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脱胎于她个人的某段真实经历，其中也不乏对性的直白描写，这种对于个体重要经历近乎强迫式的审视和重新书写也恰好是女性文学的鲜明标记。
随着性别议题不断升温，给女作家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好像成了一件趁手且一举两得的传播利器——话题热度有了，受众的理解成本也降低了，还能格外吸引女性读者的关注。但女性写作到底指向什么？身体写作？女性化的私小说？直白露骨的性经验描写？自传式的自我剖析和自我展演？
如果只是这样，那埃尔诺写作价值的衡量维度远远不是这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或者说，这个标签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性）。成长、欲望、情感体验、性经验、代际关系，即便埃尔诺处理的主题都非常“女性向”，我也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她恰巧是一位女性，她处理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处理自己底层出身的工人子女的身份时，所用的“临床医生般敏锐的目光”（诺奖颁奖词）别无二致，并没有为了伸张某种政治诉求而扭曲书写和观察的姿态。
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的故事与我这一代人的故事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混杂在一起……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和社会学”。纽约客评论家给了安妮·埃尔诺另一种形容：对法国人生活的世俗一面进行犀利审视的“城市意向家”，侧重的也是埃尔诺在用个体经验串联和表征某些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和经验的能力。
更大而化之地说，埃尔诺处理的也不过是文学的基本主题「人的生存问题」：一个出身不高但雄心勃勃的女孩怎样摆脱和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层，怎样忍受这种背叛带来的困顿与痛苦，怎样用“半乡下人半城市人”的视角观察城市和乡村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面目。如果你看过韩剧《我的解放日志》，每天在京畿道和首尔之间穿梭，在地铁上默默观察一切的女主角美贞倒是有几分埃尔诺的影子。
埃尔诺曾说：“我开始写作是因为我发现找不到回去（我来的地方）的方式，写作是一种尝试”，对她来说，性别造成的身份焦虑远不如阶层和出身带来的不适感那么明显。
# 为什么女性作家不愿意和女性写作沾边？
“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975年，法国作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写下这段话，女性写作开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的门类与视角，同时也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经由法国向世界扩散它的影响力。
西苏提出的女性写作明显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是几千年来父权文化构建出的规训体系的一面旗帜；强调身体、感受和欲望的重要性，因为女性开始书写之前，关于女性的描写只是男性投射自身欲望的镜像，西苏用美杜莎的形象概括男性书写对女性的妖魔化处理——神秘诱惑、充满邪恶、象征死亡的威胁。而西苏本人相信的，对女性来说“身体”即是“文本”，女性“用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用白色的墨汁（乳汁、羊水、血水、泪水等）写作”，很长时间内也是许多女性写作者的共同信条，以至于女性写作一度与身体写作划上了等号。
联系那个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背景，“女性写作”概念天然包含的浓烈的性别政治色彩和权力斗争意味毫不奇怪。时至今日，这种过于激烈的性别政治诉求，甚至不惜损害文学性的表达，让许多女性作家也羞于被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
多丽丝·莱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爱丽丝·门罗、S·A·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些和诺奖沾点边，作品的女性视角相对明显的作家或多或少都被问到过“女性的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你创作这部作品是在为女性群体发声吗？”之类的问题，但似乎很少有人会对着男性作家说出“你怎么看待你的男性身份和写作的关系”“你想过为男性发声吗”这种蠢问题。
以上这几位面对这类问题时候的表现各有精彩之处，比如门罗甚至捂着嘴笑出了声，说道“我没有想过为任何人发声，但我的确是个女的，这你知道”，潜台词更像是“这算什么问题，难道女作家就只能写给女性读者看或者只能写出女性独有的情感经验吗？难道在男人和女人之前不是先有人和人类基本的共情与思考吗？”。
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对女权运动和女性文学的重要意义不必多说了，但在面对BBC的记者时，她轻巧地绕开了那些老生常谈的联想，而说到《使女的故事》一方面是想回答“如果集权主义发生在美国，那它会是什么形态的集权主义，历史告诉我们集权往往来自于听上去美好的乌托邦，从现在去到更好的未来要怎么实现？那个更好的未来会不会以牺牲很多人为代价”，另一方面它是一部探讨“鉴于1980年代之后的情势发展，要把女人送回家庭，就像要把飞出盒子的蝴蝶再抓回去，如果要这样，可能会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实现”的作品。
无论是门罗、阿特伍德还是埃尔诺，她们的写作，以及围绕她们的写作的表达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写作首先必须从个体出发，一个单独的女性更不见得非要背负女性这个整体（整体的概念大部分时候是虚构的，少部分时候是情势所迫才站到了一起），性别立场上的政治正确一旦变成价值判断的标准，那么女性的整体概念加之于女性个体之上的暴力和男性加之于女性的暴力，孰轻孰重？或者因为轻就可以忽略不计或默默忍受吗？而且，女性不是身体，不是子宫，女性一样可以运用理性，可以解构也可以建构，女性是女性，但在此之前，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只是人。
别再轻易说什么“女性写作的胜利”了，从来没有哪位女性作家写进诺奖，只是因为她是女性。而且，这也印正了诺奖宣称的作品质量才是评奖的唯一标准的口号。这不正是我们要追求的平等吗？
参考：
《French writer Annie Ernaux wins the 2022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Memoirist Who Mistrusts Her Own Memories》
《Annie Ernaux’s Justly Deserved Nobel》
《回归“游离”的矛盾书写》
《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 | 余中先X刘雅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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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女性写作者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远远超出了“女性写作”开始时划下的那个圈，每个女性作家都大于女性写作，要更有效的了解她们，不如先从读作品开始吧。
推荐清单：
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证言》《盲刺客》《偿还》《猫眼》
爱丽丝·门罗
《快乐影子之舞》《逃离》《传家之物》
多丽丝·莱莘
《金色笔记》《幸存者回忆录》《野草在歌唱》《特别的猫》《画地为牢》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二手时间》《锌皮娃娃兵》《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怪诞故事集》《云游》《糜骨之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