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是知己。”有多少人对重庆大厦的印象来自于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寸土寸金的九龙尖沙咀，暧昧而拥挤的迷你联合国，路过你的每一个人都身怀心事和秘密。
真实的重庆大厦也许没有失恋的英俊警察，也没有人对着凤梨罐头落泪，但是一样的魔幻现实，爱与欲交织。
这里的气味纷扰且杂糅，你能在一两百元一晚的“巴黎酒店”闻到正宗的印度咖喱，不远处有非洲rapper和美国嬉皮士勾肩搭背；这里能买到穆斯林的头巾、印度的纱丽，再买张巴基斯坦的电话卡装在使用安卓系统的苹果手机里。这里充斥着偷渡客、诈骗犯、临时工、无证商贩和性工作者，潮热的亚热带季风经年吹进这座城中城，为欲望而来之人复又滋生欲望，阴暗潮湿的角落孕育出毒蘑菇，罪恶如瘴气一般恼人。
这里是巫婆的百宝箱，潘神的游乐场，但也是一个极佳的人类学观察范本。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任教近30年的麦高登教授在对这里进行了十数年研究后认识到，重庆大厦远超一栋建筑所能负载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这里是一个陌生世界的心脏，汇聚于此的人与物如一股庞然的暗流，他们提着手提箱，游走于全球化的毛细血管，向畸零之地输送着养分。
麦高登教授将其称为“低端全球化”，指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情形下的跨国流动。而我们对这个陌生名词的探索，也从重庆森林开始。
想一夜暴富？这是你应付的代价
在上个世纪，重庆大厦是非洲、南亚商贩们一夜暴富的梦想地，然而有60%的人在第一次尝试过后，都没能再回到这里。
原因首先来自内在，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受困于母国贫瘠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他们对待「赚钱」这件事的态度异常单纯，不太关心法律、经济学和地缘政治。一个年轻肯尼亚商人就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把六百件山寨BOSS西装从内地运到香港，然后大赚一笔。
他自信地指出：“香港如今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好比是父母，香港是孩子，孩子永远不会伤害父母，所以香港一定会允许仿冒品过关；不然，它会损害中国经济。”——服装的确是非常赚钱的生意，如果生意人没有因为走私仿冒品而被收缴或逮捕的话。
外在的阻碍也有不少，鉴于“低端全球化”的特殊性，法律就是最大的束缚。这种形式的商品流通几乎没有哪个阶段是合法的。虽然在麦高登教授的眼中，重庆大厦不属于香港，是由外来者在香港的黄金地段生造出的“法治飞地”。秉持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只要不侵扰公众或闹出大动静，便听之任之。但这当然不绝对，货郎担们依然需要承担被没收所有非法所得的风险。
第一大问题是货郎们的身份，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避难者和偷渡客，一大半人应当被驱逐或遣返。但重庆大厦拥有自己的生存守则，一旦遇到警方突击检查，大厦内会上下传递消息，让没有合法手续的人逃避检查，甚至还会提供庇护，不让外部力量破坏大厦自有的秩序。
商品本身也不合法。以重庆大厦中最受欢迎的生意「手机」为例，二十一世纪初，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千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飞回家乡，让各种无证照的、二手、翻牌手机遍及非洲大陆。他们用不起Sony，就用Sory代替；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山寨品牌和”十四天手机“（即十四天内因为质量问题而被消费者退回的产品）稍微修一修就能卖到世界的另一头。在2007年，重庆大厦的鼎盛时期，撒哈拉以南的手机有20%来自这里，在肯尼亚，这个数字达到了70%——这只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据。
与海关斗智斗勇更是货郎们的家常便饭。即使费劲千辛万苦将货品运出香港，运入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最简单的方式是手提箱，将货物伪装成个人物品，能够很有效地逃避海关和税收。在高峰期，有超过两万个手提箱商人往来中港边界，创造出了一个非正式的供应链。
如果商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无法使用手提箱，业务熟悉的跨国商人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行贿。货郎们甚至非常乐意贿赂当地官员，因为它比支付关税便宜得多。
“我为什么要全额缴纳关税？还不是进入那些官员的口袋。”一位尼日利亚贸易商说。
“（他们）受贿是件好事，因为它使我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将我的商品卖给消费者，”一位肯尼亚贸易商说。
关于过关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一位穷困潦倒的加纳人想把当地非法金矿中的黄金走私到重庆大厦。为了躲避海关，也不想被中间商盘剥，于是他敲掉了满口牙，镶嵌了一副纯金的。他带着金牙来到重庆大厦，立刻有接头的人将他带走，拔牙、称重、算钱——再为他装上一副新的假牙，这笔生意就完成了。
听着都牙痛，是不是？更何况，这笔交易中最大的赢家根本不会损失任何一颗牙。而来自这些“第四世界”的货郎只是会喊痛的运输工具，和舢板、摩托没什么两样。但对这些人而言，这是值得的。对比穷苦故乡的收入，这一趟的回报相当惊人。
一旦过五关、斩六将，了解了重庆大厦的生存方式，打通了这里联通母国的渠道，这里就真的能实现梦想——能在家乡盖起一座房子，买一辆摩托当代步工具，刚出生的婴儿不会被饿死，甚至还能从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带回点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重庆大厦以一种略扭曲的方式融合了一切，世界的参差被放大到极致。九龙繁华的灯火霓虹之下，月入一千的人也平和而自得——很难想象他们在香港如何生活下去，但在遥远的故土，他们已然是闪闪发光的人上人。
“我给故乡带去除阳光之外的一切！”
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的繁荣与主要贸易地点的转移，重庆大厦的地位早已不复当初。到2017年，几乎大多数在重庆大厦行商的非洲人都已经涌入广州。“内地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现在还有来往亚的斯亚贝巴和广州的直线航班，很多非洲人乘坐那个航班，就不必来香港了。”批发商们说。他们每次来广州数十天，完成进货后便离开。据广州市政府统计的市内各口岸数据，2017年至2019年，非洲国家出入境的人次年均超过32万。
实际上，2017年已经太晚了，最好的市场和渠道都已经被占据。如果要追溯起来，黑人进入广州的原因与古代贸易路线颇有渊源：阿拉伯商人从中国进货，将廉价的中国产品运到欧洲和非洲。他们赚取高额利润令非洲人眼馋。于是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首批非洲人将廉价的中国日用商品运往非洲销售，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利润。“我叔叔会从中国带丝绸作为礼物送给我”，在一个安哥拉人的回忆中，中国是满地黄金的地方。之后，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涌入这里，打造出闻名遐迩的“中非贸易城”。
广州的面积够大，没有重庆大厦那么集中的“联合国孤岛”，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展，也形成了界限相对明确的聚落。越秀区的天秀大厦附近是穆斯林和中东商人的所在地，广州火车站至三元里一带，是尼日利亚为主的非洲黑人聚集区。传闻鼎盛时期广州的黑人数量达到了30万，一度被戏称为“第三世界首都”。（不过这一数字一直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回应。）
来到广州的异域货郎比在重庆大厦做生意容易得多。首先是这里拥有众多专业市场：衣服、香水、手机、电器……名不虚传的世界工厂能高效满足货郎们的一切需求。比如2019年6月10日揭牌的中非假发城，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涵盖近40家国内厂商，廉价、质量好、厂家直发，直接覆盖了非洲90%以上的假发市场。
其次是更专业化的服务，这条产业链上不止有第四世界的商人们，也是本地“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在这里，有中国搬运工运送非洲裔雇主的货物，周边提供专门的国际仓储服务，不少店铺还会聘用外语翻译，以便和持不同语言的商人交流。
如果说重庆大厦如同一座巨大的中央火车站，将中国产品分流到各地，那么广州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第四世界敞开的的一扇门。相比重庆大厦中的鱼龙混杂，广州的货郎们相对更“精英化”。《非洲人在中国》一书中民调显示，在中国40%的非洲移民拥有大学文凭，一些人甚至有博士学位。他们更早地看到了制造业的未来，有经商的经验，甚至会说几国语言。他们知道如何用普通话讨价还价，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便宜的货物，能够离开广州，前往更直接的货源地：
赚钱也不再是在故乡维持温饱的小打小闹。对于已经开辟了成熟贸易链的商人而言，每运出一个集装箱就可以赚1500美元，巅峰期一年40万美元的进账，是在发达国家也了不得的收入。由于缺乏监管和知识产权意识，他们也非常乐于购入中国的高仿商品：“利润能达到100%”。
不少商人都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他们的贸易大大扩展了故土国民的想象力，他们向家乡人展示了什么是高质量的商品，什么是消费文化创造的美好事物。满足了“第四世界”的人们对舒适生活的渴望，让他们的生活无需向一堆破烂妥协——尽管那些产品在我们眼中远远称不上“高质量”。
一位肯尼亚商人说：“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正品。但是中国让每个人都可以放心拥有一台电视、一部手机、一辆摩托车。他们只能从中国获得。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的山寨，除了阳光！”
游走在世界边缘的货郎担
但渐渐的，广州也不再是商贩们的“应许之地”。
在一个较为成熟的法治社会中，低端全球化的灰色属性注定了它的繁荣周期短暂。大量的山寨品和假冒伪劣产品的需求，形成了畸形的产业链。对于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造业走向高端化的国家而言，这种畸形繁荣是一种应当被割去的毒瘤。广州为此展开过数次专项行动，从上下游共同打击不合法的商品贸易。
贴牌的高仿和山寨品不容易进货了，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薪资也逐年上涨，人民币升值直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降低。尤其在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凝滞，非法“黑户”的生存空间也更加受限。渐渐地，广州的黑人减少了。有些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有些人逐利而来，却败兴而去；更多人尝试寻找下一个目的地。
下一个贸易中心是义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都不重要。未来的重庆大厦可能会被拆除，聚集在广州的非洲人逐渐散去，义乌也可能慢慢发展成高端市场。但新的「重庆大厦」永远在新的角落里生长。对于只能「仰望世界」的人而言，低端全球化是他们仅有的武器，以防被这个世界完全抛弃。
忽然想起在曾经中国乡村道路上，几声吆喝夹杂着拨浪鼓响，就有村民赶来团团围住的“货郎担”。
他们推着独轮车，或者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百宝箱”，里面有孩子最爱的糖果和手工小玩意，妇女们日常使用的针头线脑、梳子、凡士林，还有廉价香烟和火柴。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小商品，钱甚至不是必需品，晒干的草药、金属片、塑料布甚至废纸都可以作为交换。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中，未曾谋面的十里八乡，也因此有了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记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地球村中，永远有千千万万个货郎自发地汇聚成洪流，他们用手提箱或集装箱，从世界的文化与制造业高地冲向贫瘠的第四世界，以一种不那么科学，也不一定合法的形式成为了全球化的补充。
但他们是必要的，也不可阻挡。正如上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千千万万人用自己的脚步踏出了丝绸之路。他们前行的动力，是人类共有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
参考资料：
麦高登 《香港重庆大厦: 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杨旸译．
麦高登 林丹 杨旸 《南中国的世界城: 广州的非洲人与低端全球化》
Eva P.W. Hung, Tak-Wing Ngo Shadow Exchanges along the New Silk Roads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化》 韩许高等译
大公网《10万非洲人逐梦广州 精英阶层隐现》
澎湃《非洲人正在离开广州，中国不再具有低成本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