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纯纯的建筑设计语境，相信大部分人对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这间建筑工作室的好奇，会首先落在这个名字上。别的不说，用“建筑系”来给自己命名，光是在搜索引擎上，就不太讨好。
在采访Amata Luphaiboon，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联合创始人和主持建筑师前，我就试图先搜索一些工作室的资料，但输入名字后，排在前面的词条，几乎都是各种名校的建筑系。
“是的，很多人跟我反馈过，要搜索我们不太容易，但，想找到我们的人，始终是会找到的。”
这一回答，倒是很符合Amata口中的“泰式风格”，随性的、不争抢的，甚至懒散的。他说，之所以给工作室取名为“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是因为很多学建筑的人都觉得，最快乐的做设计时光，就是在学校时候，一旦走上社会，一切都开始和金钱、效益相关，乐趣也就消失了。
而他，希望自己的工作室，能保有一份这样的快乐，享受设计和创作的快乐。
“你现在依旧觉得设计是快乐的吗？”
“当然。”
不想太辛苦工作，但要工作到死
成立于2004年，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以酒店设计起家，后又通过邦盛海滩多功能亭、通罗公共社区商场、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图书馆、“红亭”社区中心等多类型项目，将泰国非酒店类型建筑带进大众视角，被认为开创了以感觉为主的“泰国性”（Thai-ness）建筑，并“将亚洲城市中最常见的酒店、商场、文化与教育类型的建筑带进平民阶层，并透过媒体传播真正有意义的泰国当代建筑”的设计工作室。
这些，是外界赋予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价值，而从Amata的角度来看，他既没有以推广泰国建筑或泰式审美为己任，亦无心成为“当代泰式”这样宏大的议题下的典范。一切所谓“现代泰式”的表达，都是潜在、自然地蕴含在他的审美之中，最后通过设计流淌出来而已，他自己，只是在享受设计的乐趣，并希望留下更多有意义和影响力的作品。
在今年的MINDPARK创意大会期间，作为主论坛演讲嘉宾之一，Amata在演讲之外，常被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在处理工作。纵使工作室已成立近20年，他和合伙人Twitee Vajrabhaya Teparkum始终在参与每个项目的设计，“每一个项目，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要参与其中”。
作为管理者，他们要承担更多设计之外的工作，但对Amata来说，身为建筑设计师，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创作，“为什么要将自己工作中最有趣的部分拱手于人呢”，因此，他们有意控制工作室规模，以保障自己不被过多的管理工作分心。
工作室目前有24人，且没有扩张的打算。“这个规模下，我们能更好地把控设计质量”，他说：“我们曾经有32人，但那样一来，我要花更多精力去管理。我年纪大了，不想再那么辛苦的工作（笑）。”
话虽如此，但Amata却并非一个享乐者，相反，他说自己想要“工作到死”。
他说，泰国建筑师有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在到达一定年岁之后便会选择退休，“一来因为已经赚够了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落伍了，他们的作品不再有新意，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笑话。”对此，他直言自己“非常害怕”，但同时，他觉得自己具有设计的“天赋”。或许就是这种担忧和使命感并存的心态，让他能始终对设计葆有热情和坚持。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会挑选客户，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对方想要做一个“特别的项目”。“如果地方只是想要一个赚钱的项目，或者一个和之前的十个项目一样的另一个复制品，那我们不太适合彼此。”
“一些开发商为了提升利润，会迫使我们降低成本，又或者提高空间效率，比如要求项目里70%甚至更多空间可用于租赁，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设计出好作品的。”在他们最出名的项目，通罗公共社区商场（The Commons Thonglor）中，就有超过一半的空间是公共空间。巨大的木质台阶，开敞的中庭，这些无疑给造访的消费者提供了舒适的休憩区域，可对于业主本身，也就是工作室真正服务的客户来说，如何在让渡了如此多“盈利空间”后，依旧能够实现商业效益？这是他们需要通过设计解决的。
为此，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即缩小商户面积，仅提供足够容纳厨房和必要烹饪设施的空间，这样一来，每层楼可用以出租的空间就能翻倍。在这种模式下，虽然每家餐厅最多只能摆出几张凳子，但消费者可以到商场提供的公共空间里用餐。
这一方案，很好地实现了“三赢”的局面。对建筑师来说，他们有更多公共空间可以发挥创造力，带来更有社会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商业盈利）的项目；对客户来说，通罗公共社区商场开放的设计减少了空调使用的空间，减少了设施成本的投入；而对入驻商户来说，虽然他们缴纳同样的租金只能获得很小的运营空间，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在室内空间设计上投入太多。
开业八年多，通罗公共社区商场扛过了疫情，今天依旧人流如织，是游客和设计师打卡巡礼的胜地，更是当地人喜爱的休闲场所。它不仅证明了这种设计的成功，亦让更多人看到了公共空间之于商业的价值。
为年轻人设计“打卡地”，但那不是我们的角色
Amata说，疫情期间，他曾去过通罗公共社区商场。当周边许多小商铺都因为客流量的大幅下降而不得不关门停业时，通罗公共社区商场足够大的户外公共空间，给笼罩在疫情阴霾下的人们提供了安全感。因为能够让消费者在保持一定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享受一刻休闲时光，虽然人流量明显少了，但里面的商铺最终都得以生存下来。
“项目完成时，我们对这场疫情一无所知，只想为人们创造一个开放空间，让他们得以享受户外时光，而疫情的出现，可以说证实了这样的空间在商业体中是必须的。”
不光是疫情，人们对消费场所的需求正在变得多样化，购物，已经不再是驱使他们走进shopping mall的唯一动力。艺术展览、主题市集、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在商业场所中正以明显可见的速度增长，也同时给建筑设计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能够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以囊括多圈层、多年龄段消费者的休闲需求。
在Amata看来，相比起欧洲一些国家，要把泰国人从屋里吸引出来，难度大太多了。首先是炎热的天气，其次是亚洲相对内敛的文化，“我们必须做得（比西方人）更多，才能吸引人们。”这种情况，放在年轻一代身上，或许好些，但爱好外出和聚会的他们，也同时给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课题。
“公共空间必须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以吸引年轻一代”，他说：“他们需要一个拍照的地方。”
Amata说，在泰国，他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咖啡馆、美术馆或博物馆拍照，“我不清楚这里（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但在泰国，他们拍照、换衣服、再拍照。他们去那些地方没有更深的意义，只是为了一些能够放到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这多少让我有些难过。”可是，带着这种心态看待“拍照打卡”这件事的他，也并未就此表达更多批判了，虽然遗憾，但他同时觉得，身为设计师，可以，或者说应该，看到并适当去顺应这些需求。
“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此去设计适合拍照的景观和建筑，不，那太肤浅了。但如果好的建筑和元素、好的公共空间，能够让年轻人感兴趣，那就再好不过了。”他解释道：“专为他们打造一个取景地，那不是我们的角色。但我们需要平衡，在视觉冲击力之上，为空间注入更深刻的含义。不是为了教育他们，只是提供更有深度的东西，让人们能够讨论和感受。”
他非常欣赏纽约的高线公园，称之为“当代最好的公共空间之一”：“它太迷人了，让一个曾经肮脏、有些危险的地方重新焕发了活力、充满包容性。”
这也是为什么Amata至今仍旧能从工作中体会到乐趣和意义。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的另一重含义，是希望传递一种严肃感，当身处其中的建筑师们像在学校里一样，对设计葆有初心和热情时，他们亦像“做学术”一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当你从事这个工作越久，越会意识到所做并不仅仅是好玩的、有趣的，它对人、社会甚至国家，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当然，那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或许十年。我的公司已经成立19年了，我们开始对建筑、社会、年轻设计师和公众产生一些影响力，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给我带来比完成一个项目更大的快乐。”
在艰难的时期，去沉淀更好的作品
作为东南亚地区知名建筑工作室，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和中国的业务往来非常频繁，Amata本人更是在成立工作室之前，就曾几次参与中国的项目。不过，今天的环境确实带来了很多困境。曾经，他在某次公开演讲中透露，工作室近半业务来自中国，但如今已大幅缩减，“我们现在更关注中等规模及小规模的客户，相较于大客户，他们似乎经营得更好。或许因为相较于大客户，它们业务更聚焦。”
“现在的项目确实少了，也更小了，但设计师还是那么多，这某种程度意味着，你们可以一起把一个项目做得更好。”当我询问他如何看待和应对当下的艰难时刻时，他给了这样的答案。
“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但那时候的建筑反而变得更好了”，他进一步解释：“当生意太好的时候，你可以设计任何东西，怎么样都会有人买，对吧？每当经济很好时，建筑的品质就会变差，这个现象很明显。”
“但是当前景黯淡，资金越来越难筹措时，设计师们将有更多时间来深入一个项目，交付更好的作品。当然，你首先要生存下去，可能需要找第二份工作。是的，这种艰难的岁月，过去也是发生过的，而未来三、四年，也许还会是这样。我能给出的建议就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沉淀非常好非常好的作品，当经济好起来时，你能用这些好的设计重新站起来，并给大家提供新的参考。”
这对你来说，或许不是一个“良方”。
你可以当作这是一个“成功者”的鸡汤，也可以觉得这是已然拥有知名设计师title的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发言，但和他聊了2个多小时的我觉得，你或许可更多将这段发言，视作一位真正热爱建筑的设计师，发自内心的、以之对抗当下焦虑的信念。
和Amata相处中，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松弛，在专业上又非常清醒的人，一方面，他会很犀利、直接地抨击自己国家的政府在公共设施建造上的懒惰，但与此同时，他没有愤世嫉俗，而是将之转化为自身打造更多优秀作品的原动力。
另一方面，当我询问他近期在关注什么行业趋势或技术，以期获得一些来自知名设计师的前沿观察时，他却坦言，高科技对他们来说太昂贵了，他最近将更多重点放在了本土工艺和本土建造方式上，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方式，赋予传统材料和传统制造以新生命。
他说，这或许是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比拼高科技，也许我们永远都负担不起，但我们可以为客户选择我们所拥有的”。
这种清醒，可能就是他自己口中所说的“天赋”吧。而他说，希望尽可能利用上天赋予的这项能力和技术，直到自己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