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金瓶梅》“撞墙”记

临到首演前3天,《金瓶梅》剧组接到一则禁令,演出被迫取消,巡演计划就此中止。这部“有争议”的芭蕾舞剧,到底演了什么?禁令的背后,又是些怎样的秘密?

 

 

艺术节大获好评的现代舞剧《金瓶梅》,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创团队却于20日晚被告知演出彻底取消。

 

特约记者_杨知宜 北京报道   供图_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9月底的那个下午,戏剧制作人韩江开始闲得发慌。他长久不曾体验到这种来自空白的恐慌。过去一年半以来,为了一部如今最终未能在内地登台的舞剧,他已经习惯了终日的忙碌。

 

《金瓶梅》,这部曾于今年年初在香港艺术节大获好评的现代舞剧,原定9月23日在成都首演,但主创团队却于20日晚被告知演出彻底取消。这是一纸不知来自何方的禁令,但它所蕴含的力量和意味深长,一下子把《金瓶梅》身后的演员和主创,从首演的喜悦推向茫然的沉默。

 

这次停演事件,似乎指向了表面繁荣的戏剧创作背后那条隐而未现的“边界”。

 

 

为什么是潘金莲

 

停演之后,韩江一次又一次被问到:怎么想到去碰《金瓶梅》?

 

答案可以很简单,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四年前,当香港艺术节作为邀约方,满世界寻找具有可能性的艺术家,当时的韩江作为内地顶级舞台灯光设计师,而王媛媛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被艺术节发现。

 

韩江和王媛媛最终应下《金瓶梅》的创作事宜是在2009年年初,此后,韩江担任制作人兼舞台设计,王媛媛担任编导,而王媛媛作为团长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则是演出方。

 

对于创作,香港艺术节就是“彻底不管”的状态,只给你《金瓶梅》这个题材,具体用什么形式呈现,如何呈现,包括剧情、音乐、视觉,一切都是未知的艺术,全看艺术家如何发挥。

 

这当然是极大的幸福,但同时创作所面临的空白也太巨大,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创作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将这本浩瀚的世情小说,压缩在90分钟之内?你 如何解决时代的背景和背后的细节,发型、服饰、雕梁画栋,语言、肢体、起承转合,《金瓶梅》有太多的可说,关键是你要说些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主创们整整耗了半年的时间——潘金莲视角的确定,使一切迎刃而解。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明确一点,舞剧《金瓶梅》不承担讲故事 的责任,它传达的是一个女人看到的世界。而潘金莲这根线被拎出,解决了由实到虚过程中如何用舞剧来表达抽象的体验,“从潘金莲的眼睛看去,一切都抽象了。 你一旦从一个女人的内心出发,一切就都可以幻化成任何东西,可以是一团墨,可以是一朵云,视觉上是这样,舞蹈、音乐都是如此,一切都打开了,我们可以赋予 她任何一种感受。”

 

编剧柏邦妮的加入则更加丰富了这一视角的细节,这个“80后”的“咆哮女郎”本身就是一个《金瓶梅》迷,她有《金瓶梅》各种版本,还有《金瓶梅》大 辞典、各种学术论文、春宫图考以及各种相关的影像资料,“《金瓶梅》真正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巅峰,是最有现代意义的小说,这是大家公认的,它的写作技 巧、写作对象以及展开的日常生活那种整个的感觉,非常棒。”而为《金瓶梅》或者潘金莲写点什么,则一直是邦妮内心深处的愿望,毫无疑问,舞剧《金瓶梅》给 了她机会。

 

邦妮以她的大胆和追求“性解放”而着称,她能够在很多场合从容地谈论“性”这个话题,甚至在签给读者的书上写:祝多重高潮。邦妮常常会令王媛媛和韩 江感到惊讶,他们的每次碰头都能带来观念的刷新,例如邦妮谈到欲望一定是“有很多的水,不是干枯的”,这使王媛媛产生修改李瓶儿西门庆秋千架那段舞蹈的想 法,“改成两个人一直是在颤抖着黏在一起的样子,是那种小肌肉,纤维性的感觉。你看水龙头,坏了,它一直在那滴答滴答的,他俩(西门庆、李瓶儿)身上就一 直有这种感觉。”

 

王媛媛的每次改动,可能就是作曲杜薇的“灾难”,常常是一个电话打过来,杜薇就又多了几分钟的活儿。2010年年初,王媛媛最开始找到杜薇时,她还 在为新版《红楼梦》的作曲忙活, 但她不想放弃,就问王媛媛,你能不能等我一下?不放弃的原因是,杜薇觉得这个特适合自己的路子。关于路数,杜薇这样解释自己:有活色生香的那一面,也有空 寂飘然的那一面。

 

杜薇的第一个直觉是,《金瓶梅》里一定要有钟和铃的声音,“有一点我明白,那就是如果舞蹈是实的话,那音乐就需要更虚一些,更梦幻一些,钟和铃就是 这样的感觉。”这种梦幻贯通了整出戏,但也有香艳明媚的混搭:交响乐、古筝、古琴、电吉他、鼓。还有女声的呢喃吟唱,摇滚的激越,梦幻的暧昧和欲望…… “其实我跟整个他们的剧和舞蹈是若即若离的,就是有的段落我贴它贴得很近,有的段落我抽离出来看,俯视。”

 

这也许就是杜薇做音乐的心态——悲悯、俯视,“我就是觉得任何一个心怀悲悯的人都会觉得,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和这样一个女人,他们就像如来佛掌心里两个小猴子,跳来跳去,你就看着他们跳。”

 

一年合作中,杜薇玩过几次“消失”,不接电话,装病,瓶颈期很长,王媛媛也曾找到韩江说,要排练了,但不知道怎么排,韩江给她画了四个场景图,画完,王媛媛就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状态:每个人都在相互等待,相互信任,创作如此孤独,但彼此总能给出惊喜。

 

杜薇说她第一次看走台时被惊到了,一张巨大的透明春宫图纱幕,仿佛有光,音乐呢喃响起,那些缠绵的欢愉的男女就那样自然地出现,他们在金线描出的亭 台楼阁中,假山花园墙头上,一幅速食的欢喜,末世的荒凉。“该香艳的时候香艳,该绝望的时候绝望,该凛冽的时候凛冽”,杜薇记得第三幕,潘金莲白衣躺在榻 上,整个舞台从黑突然变亮,身后所有的身体聚在一起,不知为什么,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全白,“惨白惨白的一幕”,那一刻,她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作为舞美及灯光设计的另一职务,韩江自认运用得最好的是金色,“金色放在黑色上,它很绝望”,潘金莲婚礼那场的衣服就是红金底上的黑金色,“其他人都是红色,璀璨的,只有潘金莲一个人是黑金色的,那么耀眼又腐败的一个气息。”

 

整个舞台的气氛随着颜色一路渐进,第一幕是红白,第二幕是红金,第三幕是黑金,每一幕都以潘金莲看出去,到最后,该描述的东西都没有了,到婚礼那一场,就剩下:婚礼,猩红的红绳。

 

整个剧本就是这样从33页,压缩成最后的一张纸,《金瓶梅》等于钱、酒、色,韩江在宣传画册的副标题上写:在这瑰丽的末世风光,我们如迷途的孩子,放声哭泣,如高歌。

 

结尾西门庆之死的那段性爱之舞是全剧高潮,巨大的黑暗只留一点亮光追逐西门庆,他一生经历的女人都围绕在他身边与他重温鸳梦,当群舞散场之后,潘金莲上台,西门庆以赴死之心与其缠绵,尽欢后涅盘。

 

西门庆从床榻起身走入幕布上的裂缝之中,那是一道欲望和生死之门。配乐中有杜薇吟诵《大悲咒》的声音,她的音乐里漂浮狂欢也透着绝望,最终天地间唯留潘金莲独舞。

 

 

“我对于这死亡有着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金瓶梅》禁演之后,王媛媛用鲁迅《野草》中的句子表达她彼时的心情。

 

 

那个馅饼没掉下来

 

舞剧在香港的首演十分成功,叶锦添的服装造型,韩江的舞美灯光,王媛媛的舞步,柏邦妮的文字,杜薇的音乐——这一阵容代表的几乎是戏剧舞台的国内最高水平。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冲着最高水准去的,因为没有限制,也就没有顾忌。有人说,这台舞剧企图为《金瓶梅》翻案,在韩江看来,从人性出发已经是在 翻案了,“但这种翻案没有目的,并且翻案不是目的,性不是目的,芭蕾更不是,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好听的好看的舞台剧作品,同时带着一些千丝万缕的 现实关系。”

 

杜薇说,他们没有态度,只有艺术的态度,但不可回避的是,这个社会里,“金瓶梅”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态度。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审判,它的巨大道德力量使艺术二字几乎遁为无形,并最终导致了它在即将登台的瞬间被迫止步,“我们也没想过《金瓶梅》到今天能引起那么大的争议。”韩江说。

 

尽管从一开始做戏,主创们压根就没冲着内地的舞台来,但香港首演后,内地市场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无数的演出商来找,想全国巡演,有人甚至要买断三年的演出权,好几千万哪。”

 

内地能演,当然是好事儿,后来就开始谈,“谁最快,谁最有诚意,就交给了谁”,韩江没有忘记提醒演出商“你要小心,这个未必能上”,他们的合同中,都注明了免责条款。

 

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根据舞团的既定日程安排,最后定下成都、重庆、武汉、南昌四个城市作为首演——与演出商签完合同后15天,历经一个月左右谈判定下日程,7月份全体主创就到了成都做宣传。

 

这是市场的自发反应,你甚至可以说,整部剧“从市场角度整个没有任何障碍”,演出商甚至有信心做到200场,首演还没开始,11月份的演出城市已经 排完:西安、长沙、杭州、绍兴、宁波、柳州、南宁、深圳、广州、海口一路下去,第三个档期是明年三月,珠海一下子要十场,这样算下来,仅仅今年《金瓶梅》 就能演到40场,明年起码能安排80到100场,最后是韩江出面,规定必须限制在一年100场之内。

 

成都的票率先卖光,“成都900人的剧场,演三场,本来还要加一场,我们没有同意;重庆是两场,每场1700座;武汉1200座,合同里是二加一;南昌是1400座,一场。”

 

而与此同时,《金瓶梅》也在经历票房和媒体传播的误差之累,首先是传出上海剧院拒演,随后是“春宫图”、“性道具”等元素被反复提及,来自媒体的最 致命一击是9月17日,《中国艺术报》刊登一篇署名夏末的文章:《金瓶梅》不宜从文学改为舞剧。第二天,便从演出商传来消息,有关部门要求主创方面不得采 用《金瓶梅》为作品名称,并且须对剧中的部分舞蹈动作和道具进行改动,“事实上那个时候怎么改动作,根本没法改。”尽管如此,主创方依言将作品名改为 《莲》,并承诺对内容作出改动,遗憾的是,9月20日,他们最终得到的通知是,《金瓶梅》将不能踏上内地舞台。

 

 

生命力还在

 

很多人不会去想,疼痛最先击中的是那些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年轻人,《金瓶梅》主角袁嘉鑫,20岁女孩儿人生里第一个台上主角儿,结果不能演了,失望得直哭,“她们只能跳到26岁,还有几年啊?”

 

成都剧院退票那天,王媛媛和韩江曾经悄悄到现场站了一会儿,“心情太复杂了,很遗憾,但也在预料当中,知道可能会碰上这个事儿,唯一没想到的是在开演前的几天,早一点也好,这个太对不起观众了,8场演出,上万人呢。”韩江说。

 

作为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成立以来的巅峰之作,《金瓶梅》的停演对这个年轻的舞团无疑是一次重创,要知道,舞团成立三年来一直自负盈亏,仅靠旺盛的作品创作存活,盈利情况从《金瓶梅》开始刚刚好一点,“金瓶梅一个的投入,就是过去8个戏的总和。”

 

2007年,因为一部《惊梦》,在北京文化局的鼓励下,留洋回来的王媛媛没有选择做一个逍遥的自由艺术家,她建了中国第一个民营性质的芭蕾舞团体, 从此背上二十多个年轻人的未来,从成立之后就一直亏,“什么都不做,就活着,一年600万,一部小戏差不多100万,更不要说大戏”,有人说,面对王媛 媛,你无法想象这个纯净脱俗的女子曾为了两万块赞助千里奔波,到现在,她还连个国家四级演员都不是。

 

韩江说,舞团建立一年后遇到瓶颈,这班人差点就到卖车卖房的地步,现在《金瓶梅》这一停演,就等于未来“又是个未知数”。

 

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艺术家,韩江心底颇有几分自我的悲剧意识,他常在心里着急、焦虑,觉得再这样下去,中国的艺术要完了,再不杀出一条血路,艺术家 就真的断代了。杜薇跟他相反,她在意的是自己的小世界,她活得更自我,但这次事件,令她充分理解了韩江的悲壮,“我原来想得特纯粹,就是觉得我就做我的艺 术,然后和你分享,到现在,连这个小小的分享也没有了。”

 

正如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成为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成为政治家、营销家、社会活动家,但太多的现实阻碍人们看到这一真相,我们有理由担心:他们身上的纯粹,还能被保护多久?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着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后来,王媛媛在自己的微博上引用了这首鲁迅的《野草》,它意外地呼应了采访中韩江的那句话:还好,我们的生命力还在。

 

via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

 

 

 

舞剧 金瓶梅 撞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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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n
2011-10-27 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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