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江南女人，夏天周末，带着四岁的儿子进城里玩儿。那时城里小，繁华之所，也不过是市中心几个商厦、县前的城中公园。做娘的给孩子买了新衣服，吃了小笼包，溜了趟城中公园，打算挤公车回家。那时节，大家还不熟悉沙丁鱼罐头，所以有朝一日真看到沙丁鱼罐头，一定会说“呀，这不像挤公车么？”即是如此。那时人乱得像纺织厂仓库的，手里拎包又泥鳅滑，做娘的手忙脚乱。见一辆车来，大家轰隆隆齐上，卷起半天尘烟。尘埃落定，做娘的眼前一黑：孩子没了。
做娘的号啕着追公车：快停快停，孩子在上面！追了百多米，人腿完败于轮胎。东西掉一地，被其他阿姨阿婆沿途一条线拣回来，打听：怎么啦？孩子丢啦？做娘的只剩了嗷嗷哭。有个阿姨大叫：那孩子是不是穿得跟个黄金瓜似的？对对！那阿姨一拍大腿：被个男人抱上车啦！
做娘的已经瘫痪：怎么办怎么办？
几位阿姨阿婆组成了临时指挥部。她们分析：此车通往火车站；如果该男人是人贩子，后果不堪设想。那时街上还不流行手机，有路边卖橘子汁的阿姨自告奋勇捐献公用电话，打给“我老公，他认识火车站的人”。两个阿姨负责照顾丢了孩子那位——已经进入说胡话状态了。剩下的阿姨阿婆义务宣传，大嗓门传出七八里地：有辆公共汽车上有个孩子被抱走了，火车站大家要小心啊！
有阿姨从丢了孩子那位已经不省人事的嘴里，抠出了她先生的电话，打过去。做爸爸的听说，赶紧窜上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不让走。我们交通大队的说了，现在有个抱孩子的，要拦住不让他乱走，市里的出租车都临时停了。做爸爸的大吼：我就是丢了孩子的！司机大叔：你早说呀！坐稳了！轰的一声，当时还在世的塞纳在地球另一边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做爹和做娘的会合了，指挥部已扩张到四十多号人。卖橘子汁的阿姨给端来椅子，拿湿布给做娘的敷额，以免她晕过去；大家一边安抚做爹娘的，一边分析：火车站那边是绝对走不了了，剩下的就是大海捞针的查。同事亲友都发动起来，正在鼎沸之际，做爸爸的被一个同事过来揪住：快走快走，孩子在公司里！做爸爸的恼了：孩子都丢了，你开啥玩笑！那同事急得青筋爆出八寸：说是就是，快走！
把做爸的连搂带抱拽到公司办公室里，孩子真在那，躺在几张沙发凑成的床上，盖着公司进口的绒毯，睡着了。旁边，四五位叔伯婶娘圈守着，谨慎小心文质彬彬的抽烟。
据叔伯婶娘和孩子醒来后的回忆，事情大概是：当时有一人贩子，趁人多车乱，抱孩子上了车，想逃；孩子一上车愣了会儿，就尖声哭：这不是我爸爸，我妈妈还在车下面。一哭二闹，虽然孩子口齿不清，大家也明白了，车里的人都盯着那人贩子犯疑，逼问人贩子：这孩子是你的么？嗯？？人贩子心慌意乱，满脸假笑，下一站就溜走了。乘客四位叔伯婶娘喂着孩子，给喝热茶，问家在哪儿？孩子哭傻了，说不清，只一味说爸爸的名字，说爸爸在哪个公司工作。叔伯婶娘一商量：去。把孩子送到那儿，还担心：万一不是呢？就守，守到孩子爸爸回来为止。
于是回来了。
这故事发生在1987年。料来您也明白，那孩子就是我。别的不多说了。
我妈妈时常念叨这件事。结论是，要感谢的人太多，无法一一谢过来。几位送我回来的叔伯婶娘，带我爸爸风驰电掣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妈妈从发疯边缘拽回来的几位阿姨阿婆，当时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娘子军指挥中心。但更多的是些我不认识、没听过的人。把我救回来的是当时的时势。暖烘烘的，助人为乐的时代。
我小时候上语文课，总是记得住一些美丽的描述。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水涨，泥土变软，发芽，长大；孩子们去上学；工人叔叔生产，农民伯伯耕作，商店琳琅满目；大家彼此友爱，相互扶助，邻里和睦。我那时热诚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因为我感受到的现实即是如此。实际上，许多地方都如此。我父母现在居住的小区也差不多有此氛围：超市饮食店银行发型屋菜场大家都是熟人，往来酬答，你赠我咸蛋，我回以年糕。如此往来。
但你也知道，许多地方不是这样的。比如，有人死在街上，也可以有十八个人围观，之类。
以前的风俗所以醇厚，按费孝通先生看法：
在乡村较封闭的时代，道德风俗就容易保持些。大家都认识，有或远或近的血缘或亲属关系，在一个小圈子里。
老子所谓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差不多有这意思。
就是说：熟人；较公平；较封闭；较平等；物以类聚，于是大家互相和蔼可亲，你敬我尺，我敬你丈，最后自然就和睦了。
中国古代士大夫不喜欢商人，即是因为商人常流动，非安居，不稼不穑而有所得，多巧言令色。此例一开，就好像《最爱》里山村里多了个濮存昕，人心就乱了。
我们小时候，我们上一代人风俗醇厚，是因为上一代和上上一代，很多都出于乡村，保留着这些较封闭的好习惯；如果上一代和上上一代是读书人，则不脱士大夫气。以前的读书人极重自我修养，对“路有冻死骨”几乎怀仇恨之情。所以，一切也都还可以。
当然，你明白的：这样的纯朴和睦热心肠急公好义，建立在大家都不那么有钱，大家都比较平等，又比较封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状态下。
开放的社会是另一回事。前几天，有人回忆起2010年荷兰街头有孩子倒下，立刻得到妥善急救的状况。西方国家不靠道德教化，靠制度，靠立法。说难听点：医疗保障制度完备，法律到位，国家肯给钱。完了。
如是，大致可以说：不开放的时代，靠教化人心；流动开放的时代，靠完善法度。如此而已。
人是很容易随大流的。勒庞和阿伦特都认为群体很容易傻傻的跟着大伙干坏事。但反过来，群体也可能傻傻跟着大伙干好事，重要的是个群体思维。说回那十八个人：如果其中有接近一半，比如六七个人，拥上去救护倒地的孩子，我私自揣度，剩下的人也可能过去，哪怕不帮忙，也许会站在外面看，出出主意，也许就帮着叫救护车，等等。情况自然改观。只是，如今，这种群体思维没有了。
我不相信人是生来冷漠的——好吧这想法很天真——如孟子言，人总有恻隐之心。我相信那十八个人里，肯定有人和我小时候一样，怀抱着纯朴和睦的心绪。是什么让他们逐渐消磨成现在这样子的？残忍和冷漠许多时候是不得已，因为生在一个残忍的世上。
在生产力低、信息不流通的封闭时代，你可以靠道德教化和自然人际交往，培养醇厚风俗；但在这个开放的生产力发达的时代，当醇厚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欺骗时，你希望人们不冷漠，得考虑到：在群体心理里，人的思考和行为常处于惰性状态。你要鼓励，就得立法。说到底，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如何让发恻隐之心的人少受点潜在危害（比如扶老人反被告），恻隐之心就更容易激发出来。如果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少一点，做好人的危险小一点，怀着好心反被人坑的情况少一点，大多数人都愿意做好人，于是，大多数人都更愿意随大流，成为一个好人。
人心不仅分时代，还分地区。有很多地方，财富的增长并不代表人心的流失。荷兰的例子不举了，实际上，我爸妈至今觉得人心淳厚——一半是我妈心机不多，一半也是因为她们生活在，如前所述，一个较自足的小区里。而险诈和冷漠的人心，更多在不完善的法度、安全感稀缺、鼓励不择手段竞争的区域出现。
如果四岁的我是在2011年某些不靠谱的区域走丢，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考虑到每个人都有孩子，我是会因为冷漠环境而产生恐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冷漠环境的受害者。以前，明朝某官冷漠的拟令，要夷袁崇焕的三族。余大成说：此例一开，以后处刑都会重。你也有自己的三族，你顾一顾自己吧！
——有人有权也有能力改变法度，进而改变一些现状，而他们不去做改变。他们是真的一点儿都不怕殃及自身？还是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豁免权，永远不会成为群体冷漠的受害者？
（我写这篇时，很小心翼翼。按照我以前被删的经验，如果讨论阿伦特讨论过的东西（是什么导致了群体的恶），或者提到十八个冷漠的人及女主角的名称，都可能导致这篇文被删掉。我的意思是，冷漠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明哲保身是因为自己因为阴影没有安全感。那十八个冷漠的人，必然都有“按照我的经验，还是不要如何如何为好”的心思。他们那种无安全感的恐惧，和我现在的小心，其实来源是差不多的。）
像我这样，小时候差点被拐卖，然后被大家救回来的情况，谅来不多。但每个人都不是孤零零的活着，我们能活着走到今天，必然和他人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接着活下去，我们还得和越来越多的人有接触、有联系的。所以，每个人，每个没有安全感的人，都在这条船上，逃不开的。十八个路人和你我，都可能在某天成为无人救助的孩子——也许已经是了。
via 张佳玮写东西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