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这一周，以一句著名的“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一个例外”为开篇词，小说《彼得潘与温迪》面世了。同之前的戏剧版一样，小说版的故事仍旧主打童年时代肆无忌惮的欢乐。接连不断的险境，层出不穷的可能——幻想剧里最让人兴奋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小说中得到了延续。
詹姆斯·马修·巴利 (J.M. Barrie) 的“梦幻岛”和在此之前路易斯·卡罗尔 (Lewis Carroll) 的“仙境”一样，都存在一个光华闪耀、生机勃勃的世界，那里有着令人心醉神迷的魔法、仙云和彩虹之水。但与此同时，两位作者也都意识到，这样的世界里也会有黑暗的一面。于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里有一个酷爱砍人头的红桃皇后，《彼得潘》里也有一个时时挥舞着武器的虎克船长，再加上一个藏在鳄鱼肚子里的闹钟，滴答滴答地提醒着读者时间正在流逝。
这些就是儿童文学中传统的反派了——一些略显荒唐的大怪物。同类的例子在莫里斯·桑达克 (Maurice Sendak) 的《野兽家园》以及很多其它的儿童文学中也能找到。这些反派人物游走在恐怖和滑稽之间，虽然偶尔能吓到小读者们，但他们举动幼稚荒诞，又让人觉得不足为惧。爱丽丝兴奋地尖叫出声，因为公爵夫人甩了红桃皇后耳光，而且用一句“胡说八道”粉碎了她的恐吓；彼得潘就更得意了，因为他的死对头一方面因为要“保持形象”而使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又狗急跳墙，在战斗中不顾形象地连啃带咬。
同样地，当下很多儿童文学的作者也在作品中涉及到了这个黑暗面。我们对这种做法表示赞赏，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的儿童文学要比以往血腥得多，而且这种阴影也很难被故事中的喜剧因素冲淡。故事中的孩子们，也不再是不会长大，而是要为生存挣扎。
2009年，尼尔·盖曼 (Neil Gailman)凭借《坟场之书》摘获儿童文学最高奖项—— 约翰·纽贝里奖章。正如其题目所示，该书对死亡的主题直言不讳。翻开第一页，小读者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句子：“黑暗中有一只手，这只手上握着一把刀。”而在接下来的几段中，这把刀便结束了3条生命，并正准备插入第4个人的咽喉。而找出凶手的重任，就落在了故事主人公诺波蒂 (Nobody) 的身上。
这些书通过叙述主人公与死亡的斗争，对死亡主题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罗琳 (J.K.Rowling) 也说这部书讲的“主要就是死亡”。而其电影系列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哈利父母被杀，而后出现的就是那个为求永生不择手段的恶魔。菲利普·普尔曼 (Philip Pullman) 的《黑质三部曲》也有着类似的主题。这部书对“人类的堕落”进行了重写——好奇叛逆的女主人公不是被逐出乐园，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寻求赎罪，即前往死亡之地。不过论惊恐，不管是哈利波特还是黑质三部曲，和苏珊·科林斯 (Susan Collins) 的《饥饿游戏》比起来，那都是小巫见大巫。女主人公凯特尼斯 ( Katniss) 必须通过杀人才能在竞技场活下来，而她杀的人，再不是梦幻岛或者仙境里的那些大怪物，而是其他的小孩。
这样的作品，是绝不可能出自巴利或者卡罗尔之手的。事实上，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痴迷，绝不亚于任何小读者。1856年，抱着让时间停住的希望，卡罗尔买了一部相机。他把女孩们纳入镜头，这样子照片里的她们就永远都是小孩了。而巴利在撰写彼得潘之前，则用另一个故事——《被抛弃在黑湖岛的男孩》——图文并茂地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海盗游戏的痴迷，尽管当时的他已经年届40，功成名就。
这两位作家都对照相情有独钟，也都喜欢花大把时间和别人家的小孩泡在一块。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感性所致，但无疑的是，巴利和卡罗尔的作品之所以能准确地迎合孩子们的喜好，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全身心地投入了孩子的世界，想方设法博取他们的注意和喜爱。
而当今的儿童文学作家，已经没几个像卡罗尔一样，愿意和院长的小女儿们一起泛舟泰晤士河，悠闲地度过一个夏日的午后；也没几个有巴利那样的习惯，在公园里为小孩子们讲讲故事或是和一只圣伯纳犬合作表演戏法。他们作品的灵感，也大多不是从孩子世界中来。罗琳就说过，摄魂怪——这些吸取“周围环境中的平和、希望和欢乐”的生物——的灵感，其实来源于她自己抑郁症的经历。
在今天的儿童文学中，对黑暗面的描绘渗入了空前大量的现实成分，很多作品更是失去了早期儿童文学中那些救赎的美、净化的幽默和疗伤的魔法。这种转变在《饥饿游戏》系列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不再有梦幻岛和仙境，取而代之的是建于北美废墟之上的“施惠国”(Panem)。在一次采访中，作者科林斯也表明创作灵感来自于儿时的她对于父亲丧生越南战场的担忧。而后，忒修斯 (Theseus) 和弥诺陶诺斯 (Minotaur) 的故事又让她联想到另一种惊恐画面，就是亲眼目睹孩子死去，父母却无能为力。就这样，她把个人经历和神话故事相混合，老套的故事由此注入了悲剧的色彩。几年后的某一天，当她百无聊赖地换着电视频道时，她发现自己正交替观看着两个节目：一个是生存挑战类的真人秀，另一个则是年轻士兵们浴血奋战的纪录片。于是，幻想和现实的界限模糊了，《饥饿游戏》也由此诞生。
在这套三部曲中，人物的决斗方式类似于现在的电子游戏。而在萨尔曼·拉什迪 (Salman Rushdie)的《卢卡和生命之火》中，男主人公为了拯救父亲，也历经了如此的几轮决斗。类似的书，相信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它们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现实中共享的电子媒体，而再不是曾经的儿童幻想剧。
对于这种新的讲故事方式，没有人预备，也没有人应该表示抨击。事实上，这种转变对于拉近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距离大有帮助。普尔曼就曾表示：“对于成人文学来说，有些主题太‘大’了，这些主题只能在儿童文学中通过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观点，其实正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大人会出现在儿童文学类书架前，为什么名列畅销书榜单前茅的通常是青少年读物。这些作家围绕着失去、苦难和赎罪展开故事，成功地在文学世界中，为小孩和成人开辟了一个新的沟通区域。
但是，眼看着卡罗尔和巴利一手创造的儿童文学传统日趋衰落，我们仍然很难压抑住心中的哀悼之情，因为它们也曾填补了心灵的代沟。他们全心投入孩子们的幻想世界——在那里，危险被欢乐冲淡——而后在舞台上再现这种魔法。再没有他们这样的作家。在今天的儿童文学中，童年的幻想正被成年的焦虑取代，故事中的安全地带也将迅速消失。世上再无彼得潘的梦幻岛，也再无爱丽丝的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