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 ―《新周刊》评陈丹青新作《退步集》
2005年初，艺术家陈丹青新书《退步集》问世，书里收录他去年10月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迅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于他尖锐批评了教育体制，并出于对一些制度不满而请辞，私人化的辞职成了社会话题。陈丹青一下子成了焦点，信件、电话、短信，纷至沓来。
至于陈丹青请辞，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某些报道渲染了事件的戏剧性。2005年底，回忆此事，陈丹青语气平静，他说，辞职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实在看不过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引荐他的老教授，对清华大学 的聘用深存感激和尊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和领导、同事关系良好。他一再强调，学校对他很好，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
从2005年起，陈丹青不再招生，他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第四研究室”4名研究生和2名博士生的学业。“等到2007 年暑假孩子们全部毕业后，我就正式离开清华”。
陈丹青现在还在讲授“公共选修课”，他的课吸引了理工科学生，甚至外校学生。有学生在清华论坛上发帖子感叹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己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观”，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他今年于鲁迅纪念馆做的讲演结尾，突然感叹“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变得越来越不好玩”。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陈丹青的批评也招致许多非议。有圈内人说他不务正业，吹牛胜过文章，文章胜过绘画。美术圈外，人们为他叫好，说他代表了社会良知。
在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己选择自己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 。命运弄人，当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2007年以后，陈丹青将彻底做名画家。“我只想自己一个人，保持说话。”他坦言，今天不存在徐悲鸿那代人从海外回来兴办教育的机遇，但他对目前社会与民间的空间毫不犹豫给予肯定。
关于外界褒奖其著书，陈丹青反应很简单：“不是写得好，是为几句真话。”最后陈丹青补充道：
“我还有许多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