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斯特姆
——答案是很难。
“轻一点。这是我的第一次”
现在是七月的某个周二，我坐在时代广场康德纳斯大厦二十层的“漫画家接待室”里，带着装有10幅作品的大信封——这是我第一次向《纽约客》递交我的作品。评审日是每周二，《纽约客》的漫画编辑罗伯特·曼考夫在这天会和画家们面对面地交流。
七八个漫画家接踵而至。这个小小的接待室里，布置了一张咖啡长桌，上面堆满了上百本的《纽约客》。一张巨幅的山姆·格罗斯的卡通作品挂在长椅上方的墙上。而其本人就坐在长椅上。其他人不是沉默，就是在窃窃私语。作为在场年纪最大也最有建树的漫画家，山姆首先发言道：“苏斯博士并不是一位优秀的画家。他画不了儿童，只能画些骄傲自大的大人们。”
漫画家们按先后顺序一个个地走进曼考夫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再出来。一位画家被旁人问道：“你怎么样？”而他只是耸耸肩。大家都没有太高的期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作品总是被拒。
“我就知道会在这遇到你，高手。”
“我现在已经不服药了，我想要撤销我的证词。”
五十年前，你还能靠给《骑士》、《真相》、《看》、《周六晚报》和《周六评论》等大众杂志提供漫画作品勉强维持着小康生活，但现在，光靠搞笑漫画家这个头衔已经很难维持生计了。这些作品虽然也有一些销路（如药品广告和瑜伽杂志），但已经够不到《纽约客》的级别了。
我通常不画搞笑卡通。我是一个时下称为“图画小说家”的画家。我不打算转行，但目前我处在一个瓶颈期，需要一些新的思路。我花了好几年来写一本漫画书。这本书的主旨把我的绘画内容限定在一个框框里。我乐在其中，但这样的快乐也伴随着折磨。我希望我的创作世界里能有更多自我发挥的空间。因此三月份我开始准备自己的画本，90页里填满了纽约客式的卡通画——三个月以来每天一幅，从不间断。
如果说绘本小说听起来像是一项长期稳定的事业，画画搞笑卡通就只像是在儿戏。今天我画个算命师，明天我可以画宇航员。从苏丹人画到超级英雄，从机器人画到兔子。我可以自由发挥。我对这些作品不乏思路也从不厌倦。一幅画我只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常常还比一小时短得多。刚开始的两周，我感到信心十足。已经有六幅佳作诞生，而且我相信后续还会有更多。因此我梦想着我可以投稿给《纽约客》了。
“《纽约客》收了他一幅漫画。”
“求婚的是你还是巴多罗马？”
以前，在《纽约客》还没开始刊登照片和图片的时候，卡通画是杂志的亮点。卡通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内容。它们越来越流行。各种自称做旧工艺优良、画面清晰的钢笔和绘笔画出现了。你可以想象到卡通画家们留意着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的作品既从现实世界中汲取灵感又发挥着想象的灵光。索尔·斯坦伯格的作品中，无论是画第五大道，还是某个剧院的内饰，不但详述了时间和空间背景，还将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有到过这些地方。相对于詹姆斯·瑟伯一类的作品来说，它有着独特的魅力。
我不知道瑟伯的作品会不会出现在今天的《纽约客》中。在曼考夫2002年出版的《赤裸裸的漫画家》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漫画信条——这些诙谐的漫画作品背后的灵魂，才是他们成为“《纽约客》卡通”的关键。或许就像他写道的，“不在于你的笔墨，在于你的思想。”由此，今天《纽约客》的卡通作品恰反映了曼考夫本人的风格——一种更局限的独特风格，就像瑟伯的作品，引发了无数像我一样的读者去思考。我觉得我有这种能力。
“爷爷，假如生日愿望真的可以实现的话，你为什么还这么老呢？”
“看来，妈妈不在嘛，是吗？”
在坚持每天创作的第四周里，我碰壁了。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制造幽默，我常常在深夜11点还盯着空白的画纸，只是等着完成睡前的任务。我的标尺是《纽约客》的优秀画家威廉·斯泰格。他了解读者们所关注的东西，他的作品完美地把握了松弛度，展现了这种绘画方式所特有的随意性。我知道我不能与威廉·斯泰格相提并论，但我不会让自己丢脸。我有信心，我将尝试新的视角来完成剩下的六十幅作品。
我开始在纸上乱画，想要画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或者能令人开怀的东西来。而其中最好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看着自己的大手，一只兔子“砰”地跳进一间宿舍。我会将这些草图再细致地画进我的画本里，并且我相信我能很快想到图片的配文。如果一周以后我再想不出来，我就会把这些画通过邮件发给我的父亲，他经常参加《纽约客》的配文比赛（还曾经入围前三），应该会有好点子。
我想过这到底算不算作弊呢？不过，很快我就忽略了这个念头。现在《纽约客》的漫画家们会自己配文，但刚开始的四十年里，大部分的漫画家都只负责绘画的部分（斯坦伯格和斯泰格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就连许多杂志中最著名的漫画也是如此。像查尔斯·亚丹斯的滑雪人（滑道在树的两边）、瑟伯的刽子手（“很鲜明”）、以及皮特·德鲁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别人配字。
“稍大了一点，不过洗几次后会变小的。”
“我采用了不守陈规的授课方法，这堂课主要探究了犹太教的基本思想。”
“那么，今天我们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呢？”
就这样，原来每天只要花一个小时的事情现在占据了我的整个人生。我的钢笔随时待命，无论我和孩子们玩耍、看医生（在我的胸部长了疑似很严重的皮疹后）、还是和老婆吵架——我等着创作新的漫画。在任何场合下，我都得关注着一些文化评论、人类生存环境研究以及别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事物。我给我的创作事业限定了每日任务，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竭尽全力地完成这些任务。
当我无法在生活中取材的时候，我开始由一些简单的事物着手：荒岛、大猩猩等。
“你逃不掉了”
“橡胶小鸭子生病说他不能来了”
马修·迪孚关于未能发表的《纽约客》卡通的书《被拒绝的作品集》中说，《纽约客》有约50位长期约稿者，每个星期都会投10幅作品。于是在500张卡通中，大概只会选12到20张。这是不算上随机投稿及主动投稿作品（这些通常没有机会入选）的数量。
当我画完一整本的时候，我估计90张里大概有50张作品不算违背《纽约客》的精神（这是乐观估计）。毅力是曼考夫的眼里一个漫画家的重要品质之一。有了这50张卡通画，我可以保持连续5周都投10张。曼考夫在考虑一幅作品之前，会看看它的作者是否坚持数月都来投稿（如果坚持不了整年的话）。从这点来说我的希望不大，但几年前，我也有过第一次投稿就被选作杂志封面的运气，我希望这样的运气也可以延续到这次来。
从其它漫画家描述《纽约客》历史的博客和书中我了解到，编辑们在每个周二接受投稿。我朋友哈里·碧利斯（《纽约客》的漫画家，也是我的佛蒙特老乡）很照顾地把我引荐给曼考夫的助理，于是我被告知七月十二号我能与曼考夫见面聊聊我的作品。
周二当我去的时候，我身边的三位漫画家，都期盼这能第一次顺利交稿。其中两位已经坚持投稿6个月以上，另一位已经坚持了好几年。显然，大家都不是为钱而来。如果你成功卖出作品，根据你和杂志签约的期限，你的每张作品可以得到675至1400美金不等的酬劳。对于一幅小小的画作来说像是很多，但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
几十年内卖出上百幅作品的画家每月还能获得300至1000美金的再版稿酬。即使有了这些额外的收入，你每天可能还是要画很多的漫画（来维持生活）。
“耐心点，宝贝，GPS正在重新定位。”
“蛇今天生病了”
曼考夫热情地接待了我，而我也把10幅卡通画交给了他。他当着我的面看完了这些画。他觉得我有画画的能力，而且愿意看到更多有能力的画家贡献自己的作品。机会很大。
他觉得超人漫画里如果能画出具体的超人会更滑稽（啊），还有在配文中出现艾拉·格拉斯会让人费解（真的吗？）。曼考夫还认为GPS漫画里的抱怨已经过时了（跟我的GPS没关系！），而猩猩漫画里的耍蛇者显得别扭还是过时说不好（我知道了）。他建议我放弃荒岛系列和一些词不达意的漫画（配文和图片看起来毫无联系）。这一类的作品太多了，如果他想用这些作品的话他已经有一支全明星队了，用不着再找别人（他的棒球隐喻）。
“网上太多好片了，我都用不上我的镭射眼了。”
“如果是艾尔·格拉斯说的你就会觉得有趣了。”
曼考夫拿了两幅我的作品，作为下期的候选。我知道它们卖不出去，权当是他对我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吧。剩下的他都还给我了。他解释道他们对于作品的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他们不只需要好的作品，更为需求的是能成为《纽约客》专属画家的人才。
曼考夫说，他看过许多根本不着边际的作品，我的作品很有潜力但仍需深入挖掘作品的主题。我要找到它们的闪光点。他鼓励我每周继续邮件投稿。
“你不是说到这会你应该找好自己的房子了吗。”
他接待我的时间长达12分钟。在我出来后，很多已经交过作品的画家还在那里，等着午饭时间——对于这些不管能不能顺利交稿的漫画家来说，这是周二传统雷打不动的一部分。
回饭店的路上，我们路过正面挂着查尔斯·亚丹作品巨型横幅的伦特·佛坦那剧院。我在想现在的《纽约客》漫画家们是否足够优秀，能在将来的某一天给百老汇音乐剧带来新的启发。
当我们在饭店里就座的时候，长桌已经铺好，红酒也已经倒满。比起在办公室，这里的交谈要轻松得多。我坐在大卫·斯普思旁边，他是我最喜爱的《纽约客》目前的漫画家之一，他曾告诉我他在成为《纽约客》漫画家之前曾经连续交稿25年。“如果你是一名漫画家而且混了一阵还没能进《纽约客》的话，”他说，“你会觉得很挫败。”
我并未感觉挫败，但听完斯普思的话，我霎时有种上当的感觉。作为一名漫画家这里并不适合我，而倘若奇迹发生令我的五十张卡通画大卖的话，我会将它们售给更懂得欣赏的人。我不会再给他们交稿了。我之前已经浪费了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开始好好地画画而不作任何投机取巧，但如果要给《纽约客》交稿的话，我恐怕还得在帽子上加根羽毛才行。曼考夫是对的：我的漫画作品中没有任何的独特之处也没有深度。我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并未打算长期居留。
吃完饭后，我们为山姆·格罗斯各花了20块，然后各自回家。我从车库里取出我的车就直接回佛蒙特了。我忙完了我的事情，现在该回家了。
“嗯嗯……这个真不错”
via yee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