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楼使城市场景非常难看
雷蒙·库哈斯 荷兰建筑师，央视新大楼设计者
很多新的城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建设，只是规模很大而已。城市自己的特色不存在了，现在的城市化没办法复制过去城市的辉煌。
以前的城市是统治者的，他们有自己的皇宫、文化中心，有祭祀的地方，这里还居住着设计师和哲学家，他们创造了城市的特点。现在的城市建设都是借鉴顾问的看法，由开发商、私营部门来设计、建设的，这些顾问实际上并不生活在里面，他们只是通过想象来设计城市，开发商也不会管哲学、艺术、建筑设计这些问题。
库哈斯PPT中阐释的“摩天大楼拼贴景观”。库哈斯认为，中国现在对摩天大楼的着迷、上瘾，会使城市非常难看。 （库哈斯/供图）
中国现在对摩天大楼已经非常着迷、上瘾，这使城市非常难看。在芝加哥，实际上摩天大楼的数量也是有限的。许多摩天大楼内部很空，文化内涵也很空洞。
四十年前，我们就开始在欧洲进行城市样貌研究。我们发现欧洲一开始很多城市的趋势，是低于16层的建筑。中等高度的建筑对于真正有趣的城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是有这样的传统的，中国对于中等的东西都有着很大的热爱，中国有很多的中等城市，还有四合院的传统。
在城市建设方面，中国需要新思维，我不是说别的国家就不需要了，只是说中国的紧迫性更大。说到城市，我们会考虑到它的多样性、美丽和它的历史，我们需要保护那些漂亮而且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建筑，不仅仅是具有远古重要性的建筑，也包括近代史上重要的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拆毁了很多早期的建筑，他们都含有丰富的文化因素。许多“毛时代”前期的建筑已经被拆毁，现在连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都消失了。而这些建筑，对于一个城市的定位、身份感很重要。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我想这个词语过于简化了。人们把它当做一个万能药，在各种场合使用。我们需要给城市注入独特的文化因素，不仅仅是有几座博物馆就够了，还需要有很多的研究所、芭蕾舞剧院，才能通过博物馆和艺术馆的方式，创造出一种文化的大爆发，而不仅仅是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涵盖一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文化。
城市不会按照规划来生长
翁贝托·艾柯 意大利哲学家
在古代，一些侵略者来到意大利，他们从森林中来，看到了城市。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令人震惊的壮观景象。城市是有着吸引力的，但也存在麻烦，正如大家知道的，比如洛杉矶。如果有车，你可以在这个城市四处走；没有车，就只能呆在自己的家里。
另外一些城市也有它们的麻烦。有一些城市的机场看上去一样，里面有很多商店，有星巴克咖啡等，比如新加坡和伦敦。城市里也有同样的景象，你根本辨不出到底它是哪个城市。从柏林到另一个城市，往往印象都一样。
城市不能够完全按照规划来生长。就像孩子，自出生他的DNA就已经确定了，但教育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行为、性格，就有了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够用科技方法制造一个孩子，城市也一样，但建筑师和设计者可以帮助它成长。事实上，四十年前有一些新的经验，大家设想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来规划未来的前景，于是就有了很多标志性、杰作性的建筑。但在建造巴西这个城市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在大楼旁边盖自己的小房子，还有一些其他没有计划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一个建筑师说一个城市将会确定地按照某种方向发展。
这是建设的时代也是破坏的时代
莫言 中国作家
《双城记》开头描述狄更斯生活的时代，这个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正在走入天堂，我们正在堕入地狱。一百多年以后，前苏联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中也用过这样的比喻，说这是建设的时代，也是破坏的时代。这是对中国许多时代非常准确的描绘。中国有很多好的地方，西方也有很多很差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公正的评价。
我2010年在日本论坛上发表演讲，《悠着点，慢着点》。为什么病态的欲望会无限膨胀？你要那么多楼房干吗？你要一套还不够，再要一套，我们现在楼房按人均已经是差不多够了。盖的房子完全为了地产商的需要，所以悠着点，慢着点。
我跟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编者注：国家大剧院设计者）有点交往，他在痛苦的时候，就读我写的译成法语的小说。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东西？你知不知道这个建筑在中国，尤其在北京的老百姓当中议论很多，他说知道。
我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差的建筑，像个大鸭蛋，说难听点像个坟墓。后来我去看了两次演出，又在外面转了几个圈，白天看了，晚上又看之后，我才体会到，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建筑。
保罗·安德鲁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对抗的平衡。当时很多人说，左边是人民大会堂，是方方正正的建筑，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东西，很不和谐。保罗·安德鲁说，这是一种对比中的和谐。是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的一种对抗，是方正跟圆滑的一种对抗，也是庄严跟活泼的对抗。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盖一个像历史博物馆一样方方正正的建筑，这个地方就毫无灵气。因为有了国家大剧院这种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建筑，水一般的建筑，这个地方才显得非常灵动，构成了更高层次的和谐。
用网络连接公民与政客
塔格·埃格森 冰岛雷克雅未克前市长
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一家酒吧的小便池内贴着前银行家们的肖像。冰岛人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随着冰岛银行的破产而破产，冰岛政府尝试了一些新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 （东方IC/图）
冰岛人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度是很高的。但对于大学、医疗机构、公诉机关，还有政治机构的信任，都随着冰岛银行的破产而破产了。面对社会信任度的急剧下降，我们在社会管理方面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一直在试验一些新的方式，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管理过程中。
我们搞了这样一个做法，我们叫它电子民主试验：通过网络，让公民表达他们对于社区和城市的观点。但真正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在咨询、表达过程中加入投票的环节。每个社区都会有通过电子方式鼓励参与的项目，我们从中挑出得票最多的项目推广。最近，我们通过它吸纳了一些关于如何使用更多的失业人口完成一些项目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城市范围内得到了很多的支持。
2010年底，我们进行了市政厅的选举，当时有40%的选民参加了这次选举，其中80%的选民意见在网站上公布了。赢得这场地方选举的是一个新党，它被投票选出。这个项目把普通人的利益攸关之处作为地方政府关注之处。
项目耗费不高，也很容易实施。在冰岛，70%的人都用Facebook这个网站。我们的项目也在Facebook上注册，很多人会在网页上表达自己的立场、关注甚至是争辩。
在每个项目中，我们都会选出前五条最好的意见加以利用。这是我们促进协商式民主的一个内容复杂、但容易使用的工具。
我想这个项目显示了技术如何在公民和政客之间达成桥梁，而且能够弥合各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网络上言论广场。言论的广场在古代的希腊主要是用来讨论政治事务的，你在那里可以提供一些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网络也可以重演这种做法。
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网络另一端的人，有着开放性的心态，愿意把网络上的那些意见和观点与政府做的事情结合起来。
（采访节选自中欧论坛发言，崔峤、朱晓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