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尔·波特
1991年春，我完成了《空谷幽兰》的写作。几个月之后，我们夫妇决定把两个孩子送回美国。两个孩子会说汉语，却不会说英语。在中国台湾的外国人，有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台北美国学校，在那里可以学习英语，可我们负担不起那所学校昂贵的学费。
在台湾住了20年后，我对于什么时候回美国并没有很确定的想法。毕竟拖家带口的，往返费用很高。我更想做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当然它也需要钱，可我当时正缺钱呢。于是我给我的朋友王文洋先生打了电话。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电台做节目采访，当时他是“南亚塑料”的老板。当时我问他是否看过电影《毕业生》。在这部影片中，达斯汀·霍夫曼遇见一位商人，他想给达斯汀一些忠告，关于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懂得哪些事。他说：“孩子，我只想告诉你一个词—塑胶业。孩子你记住，塑胶业。”然后我问王文洋，如今他想告诉大学毕业生的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循道。”此话一出，我们马上就成了朋友。
事实上，我1989年的首次中国大陆之旅，正是王先生提供的资助。我那次是去寻找当代的中国隐士。这次我告诉他，我们夫妇准备把孩子送回美国，然后我想再去中国大陆做一次旅行，可是我们全家去美国之后，我就没钱去中国大陆了。他问我这次去中国大陆准备做什么，我说准备沿着黄河走，从入海口一直走到它的源头。五千年前，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此后一直到宋朝，那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持续了四千年。我告诉他，我要走遍整个黄河流域，更多地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王文洋是个喜欢当场拍板的人。他说他欣赏这个想法，问我这样一次旅行需要多少钱。我说了数额。他说下午就可以去他办公室取钱，现金或者旅行支票都行。于是我当天就把钱取了回来。需要这笔资助的首要原因是我两年没工作了。我曾在台湾的一家英语电台工作了5年，1989年从那里辞职，去中国大陆寻找隐士，我想知道当代中国是否还有像寒山一样的隐士—我曾经翻译过寒山的诗。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后，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把我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空谷幽兰》。
这两年时间，我把大部分积蓄都花完了。因此当妻子和我决定回美国时，我们除了机票钱，已经一无所有，梦想中的黄河之旅自然也无法成行。王先生的资助让我高兴极了，我把这一消息遍告我的朋友们。没过多久，我在电台的前雇主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告诉我，他已经受聘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叫“新城采讯”的新电台，并说我的这次旅行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电台系列节目。而且他说如果公众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继续做，我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旅行。后来我们就这么干了。从1991年的3月中旬至5月底，我完成了这次黄河之旅，然后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做了240期有关这次旅行的电台节目，每期两分钟。这个节目非常成功，我随后又做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岳之旅，然后是丝绸之路，再然后是江南的人文之旅。我在中国各地旅行，并把这些旅行经历做成电台节目，总共花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后，我不仅有钱回美国，而且还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套房子，付了首期房款。从此我就住在那里，算起来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为我赚了一套房子的电台节目，多年以后竟然再次发挥了作用。去年在北京，《空谷幽兰》的出版人问我是否还有读者可能感兴趣的素材。我就想到了以前的那些电台节目，于是与出版人一拍即合。我回到家，像多年前一样，又用了一个夏季的时间，把原先的240期电台节目改写成了这本书，取名为《黄河之旅》。
在改写的过程中，我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在那些日子里，我一个人行走在黄河两岸，行走在中华文明的腹地。黄河水奔流不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如果黄河断流了，中华文明也就危险了。幸好黄河水过去奔流不息，现在仍然奔流不息。就让我们一道感受一番永远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永远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感受一番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些日日夜夜吧。
走出崂山仙境，我回到青岛市区，上了火车站前的一辆中巴。这些中巴只要客满，随时可以开车。我是第一个上车的，选了个驾驶台边的单人座。但后来我发现这个位置真有点潜在的危险。
选择它只是因为我喜欢看车前方的道路。20分钟后，中巴满了，向烟台驶去，走的是一条新高速，穿过山东半岛。尽管这条高速路才修了一半，我们还是开得飞快，即便是在未完工的路面上，司机都不带减速的。半路上太阳下山了，路面越来越暗，但司机一直不开前灯。我问司机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灯坏了，然后从杂物箱里取出一只手电，固定在挡风玻璃前，照着前面的路。手电？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想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安抚我的担忧，实际上那手电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在这种状况下，司机还与前面的大卡车玩起了追车游戏，似乎觉得与前面的大卡车咬得越紧越好。一辆大卡车跑了，眼看着追不上，他就等下一辆大卡车上来，再把它咬住。我为什么要选择坐在他旁边？！
就这样心惊胆战地走了大约150公里后，我终于住进了“烟台宾馆”。但是祸不单行，中巴车上不爽的故事还有续集—宾馆的服务员把我的签字和护照上的进行比对，发现有点不一致。这真新鲜！于是我不得不把我从上海到青岛再到这儿的行程都交代了一遍，我告诉他我刚从青岛过来，他才总算点了点头。
烟台宾馆坐落在海滩的西端，后面是一座小山，这座小山上原来有一座烽火台，“烟台”这个名字的来历，就是因了这座小山—在中文里，“烟台”有烽火台的意思。现在，小山顶上的那座烽火台，早已被一座灯塔所取代，但“烟台”这个名字却长久地保留了下来。
在这座小山上还保留着英、美两国领事馆的遗址，这是鸦片战争的残迹。1858年，作为鸦片战争的苦果，中国人签署了一项条约，许可外国势力在一些口岸设立租界，例如上海、青岛、烟台等。外国人把烟台误称为芝罘，而实际上，芝罘只是烟台港一带一个城区的名字。那时烟台还不是一个通商口岸，它除了一个海港外，别无所有，而且根本没有防波堤。一到冬天，北风吹浪，船上和岸上的货物都很危险。直到1916年，这里才建起了第一道防波堤。
外国人从船上卸下的是鸦片，至于装船运走的是什么，《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这样的记载：“除了每年运输十万苦力到西伯利亚之外，主要的贸易是豆腐、粉丝、花生和丝绸，另外，发网、花边和水果的生意也不错。这最后一项要感谢倪维思牧师，是他将外国的水果嫁接到中国，并教会中国人培育它们。”烟台从此以出产寒带水果而闻名，包括苹果和梨。
烟台的葡萄也很有名，不过那不都是用来当水果吃的。葡萄这种被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看做上帝礼物的水果被倪维思牧师引入烟台后不久，一个祖籍广东的商人就开始用葡萄酿酒，时间是1892年。他很快就成功了，名下的张裕酒厂从此变成了烟台这座城市最知名的企业。葡萄酒可是我的最爱，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了这家酒厂的酒窖。那里满是清一色的大橡木桶，它们是一百年前酒厂的创始人从法国引进 的。然后我参观了装瓶车间。厂家为了表示欢迎，还开了五六瓶酒款待我。卡本内和雷司令的味道不错，但马斯喀特和苦艾酒太甜了，就连我这样的葡萄酒鬼也畏缩不前。不过，临走时我忍不住买了一瓶四十年的白兰地。
上午10点，我在烟台的行程就此结束。收拾好行李，我上了一辆开往蓬莱的巴士。蓬莱在烟台以西70公里处。这是一辆标准的高速大巴，尽管它与之前那辆中巴大不相同，但它还是给我带来了一段奇异的旅程，对此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淡定再淡定。这辆大巴在半路被警察拦下，所有的乘客被告之要检查身份证和行李，包括车顶的行李。一路上这样的停车检查我们一共经历了3次。原来，就在我品尝驰名中外的烟台葡萄酒时，3个人进了当地的一家银行，打死了两个出纳。谢天谢地，我们总算没有被第4次拦下。中午刚过，大巴终于到达了蓬莱。
在中国一提起蓬莱，有些人会摇头感叹，另一些人则会凝视远方。原因就在于，中国古时候的蓬莱不是现在地理意义上的蓬莱，而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描述的一座岛屿，它也不是普通的岛屿，而是仙人住的地方。据说，这个“仙人居”曾多次出现在山东近海，可望而不可即，许多渔民和航海者曾经偶尔瞥见过它，但一靠近，它就不见了。据说现在这座仙岛仍然会不时地在渤海上隐现。
我在蓬莱市里唯一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酒店里住下，离这家酒店大约十个街区就是蓬莱港码头。我把行李安顿好之后，就步行来到码头，登上了海岬的蓬莱阁，观赏新近建成的岛屿景观。蓬莱阁坐落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眺望蓬莱港和渤海。它是中国最著名的楼阁，但现在却变成了道教各路神仙的祠堂大杂烩。在蓬莱阁顶，山东省电视台安装了一台摄像机，随时准备拍摄那传说中可遇不可求的仙岛。
仙岛当然也没有在我登上蓬莱阁的时候出现，于是我带着一丝失望返回了码头。曾经有一群道士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渡过渤海，抵达了极乐之岛，他们被称做“八仙”。海滩边，有人用胶合板画了八仙像，领头的是拿扇子的汉钟离和背着剑的吕洞宾，还有持铁拐杖的铁拐李、满头白发的张果老、可爱的何仙姑、皇亲国戚曹国舅、提着花篮的奶油小生蓝采和、唐朝诗人韩愈会吹笛子的侄孙韩湘子。但画中人韩湘子的头的部分已然不知去向，于是我走到画板后面，用我的头代替他的头，并请人拍了照。啊，蓬莱！就让我代替韩湘子，来分享他的仙人同伴的友情和奇遇吧。
从古城临淄一路向北，就能抵达黄河三角洲。临淄博物馆的一位保安帮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去黄河入海口，他说自己从未去过，而且这个时间去就意味着得在外面过夜，便犹犹豫豫地不想走。但这时路上除了卡车和拖拉机再无别的出租车经过，因此我除了坚持要他走之外，别无选择。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最后司机同意了，条件是带上他的女友，并由我支付他们的房费。
黄河入海口的位置一直在变化。在史前时代，要偏北得多，甚至到了北京南郊。而历史上有几次，又南移到了上海附近。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阻止入侵的日军和共产党的支持者，蒋介石炸毁了黄河的堤坝，致使黄河改道，并从山东半岛的南边流入大海。除此之外，黄河的入海口就没有大的变动，而我现在就是要去那里。
从临淄往北80公里，就到了东营市。40年前，黄河三角洲是中国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之一，除了滩涂和沼泽，一无所有。东营这座城市也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籍籍无名。自从1960年这里发现了石油之后，东营市就成了胜利油田的运营基地。响应“我为人民采石油”的号召聚集到这里的人们成为了开发东营的先驱者，当时的各种宣传让他们对这个阳光明媚的地方充满希望。当然，这里也是资产阶级分子们接受再教育的大好去处。到如今，只是30年光景，东营的人口已从原来的几千猛增到了30万。
值得庆幸的是，东营并没有对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关上大门，只是要求我在东营公安局外事处登记，以获得必要的许可。我去公安局的时候，主事的警官告诉我，东营还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故乡。只是所有的遗迹都荡然无存了—没有故居，没有墓冢，也找不到他第一次向鬼谷子学习兵法的地点。我向这位警官表达了感谢之情，感谢他的许可证和有关孙子的信息，然后走向“胜利宾馆”，这是东营唯一的一家涉外宾馆，地方很大，通风很好。不过第二天一大早，急着赶路的我们就退房上路了。
在驱车去海边的路上，我逐渐意识到，从这里到达黄河入海口要比我原来预想的困难得多。我们沿途遇到的人，没有一个真正去过，不过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从东营北边过去是最佳路线，于是我们便一路向北驶去。路上有一座横跨黄河的大桥，桥头悬挂着巨幅标语，上书“黄河第一桥”。车行到桥中间，我叫司机把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桥上车很少，一两分钟才来一辆。此时，司机也下了车，我俩一起凝视着脚下的黄河，它宽约500米，水色如同巧克力牛奶一般。
过了桥之后，由于路况复杂，我们不得不反复停车、问路，问了大约有十来次。尽管成效不明显，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懈，或者说司机是被我逼成这样的。我们花了4个小时，跑了100多公里，什么路都跑过，车轮上沾满了泥。最后，我们不得不开进一片滩涂，停了下来。这里有大量的滩涂，都是黄河每年冲积而下的泥沙形成的，自1855年这里成为黄河入海口起，附近的陆地就在以每年57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着。幸运的是，我突然发现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滩涂正好是隔开黄河和渤海的最后一片滩涂。
我向黄河口走去，除了一片高高的干草之外，滩涂上一丝新绿都没有。但我惊奇地发现，在这里我不是唯一的人 类，还有几队工人在操作水泵和软管。我走过去问他们在做什么，工头解释说他们是在把淤泥化在浊水里，然后把水再泵回黄河。他们在附近搭了帐篷，轮班干、连轴转，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歇。工头说，这活永远也干不完，目的在于防止黄河淤塞和洪水泛滥。
其实，过去黄河口附近闹洪水，并不会引起恐慌，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完全由着黄河东走西突，直至找到一个新的入海口。事实上，这也是最近1万年来华北的地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黄河就像一把摇摆的消防水枪，忽南忽北，涂抹着这片曾经是大洋的土地。但是，随着胜利油田的建成，黄河口的稳定成为了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对于油井来说咸水和污泥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那个工头还告诉我，每到冬天，空军会出动轰炸机炸破黄河某些河段的冰面，防止冰冻导致河水流不出去。不过总的来说，黄河的水温还是高于冰点的。我谢过工头，转身向一二百米外黄河最后入海的地方跋涉而去。数百万年来，黄河不断地“倒沙子”，滩涂不断地增长，我眺望渤海，感觉它忽然变小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腿出了点问题，一碰就痛。我决心戒掉自行车，至少在这趟黄河之旅接下来的行程中是不会再骑了。洗过热水澡，我躺在床上休息，心想不到最后一分钟，我是不会离开这个饭店的—腿痛得我几乎不能动弹。但开封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吃罢午饭，我打车到长途汽车站，30分钟后车开了，往西去河南省的省会郑州。郑州的东南西北四郊都设有长途汽车站，从开封到郑州东郊，不到90分钟，下了车必须换当地公交去市里。我又累又有伤，实在不想坐公交，就打车来到金水路的“郑州饭店”，它紧挨着新建的“国际饭店”，但房费只有“国际饭店”的一半。这家饭店建于40年前，从外观看，像是当年的中苏合营企业。
在房间里安顿好行李，我打开窗户，俯瞰楼下的小花园，里面种满了正在开花的樱桃树。我快速下楼，买来两瓶啤酒、几袋锅巴，以及一根像热狗一样的腊肠。带着这些，我迈出窗户，来到一米宽的水泥平台上（饭店大楼外沿设有一圈平台），坐下来享受春天。楼下的花园里，三个小女孩在捉迷藏。每次经过樱桃树，花瓣缤纷地落在她们的头发上，她们便像小鸟一般地欢笑起来。当我喝完第二瓶啤酒的时候，落日残霞将花园变成了“光明殿”。终于，看园子的人出现了，女孩们的游戏戛然而止，她们穿上外套背上书包连蹦带跳地回家了，一路上笑声依然不绝。即使是郑州这样晦暗沉闷的城市，依然有春天的脚步声。
郑州这个城市，游客专程来的不多，顺路来的不少。它北有北京，南有武汉，东有上海，西有西安，郑州正好位于一个中点，它宽敞的水泥街道提醒人们，它本身也在中国的一流城市之列。郑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年以前，古城遗址离我不远，过几个街区就到，那里还有一个小博物馆，它将是我郑州之行的第一站。
第二天，我安步当车，不久就来到了古城遗址处，但博物馆那天关门了，说是在重新装修。事实上这对我说不上有多大损失，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座博物馆，名叫“黄河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就在省博物馆对面的一条巷子里，而我在街上转悠了半个小时，才误打误撞地走进了那条巷子。我之所以对这座博物 馆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它是中国唯一一座以黄河为主线的博物馆。它有丰富的黄河资料， 其中一些音像展品尤其好。在那儿我遇到了副馆长，他帮我修正了我接下来黄河之旅的行程，还介绍给我几个值得一看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个奉祀黄河水神的神庙—嘉应观，俗称庙宫。他自己也没去过，但他告诉我这座神庙在黄河对岸、郑州以北，大约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这些正是我需要的信息。
走回饭店，在服务处租了辆出租车，但司机说他也没去过嘉应观，结果一过黄河，我们不得不在乡间绕来绕去，多走了好些冤枉路。两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座神庙，它就在通往武陟县城的公路边，一个叫二铺营的村子附近，与黄河南岸的邙山遥相呼应。一下车，我和司机都被嘉应观的气势给镇住了。本来这巨大的庙宇建筑群耸立在辽阔空旷的地方就够宏伟了，现在又只有我们两个游客，就更显出了这建筑群的宏伟气势。这里平时少有人来，因此大门紧闭。我们敲了足有5分钟的门，看庙人才出现。他看到我们，一脸惊奇，他说，这是唯一的一次假期有人来参观。
看庙人介绍说，嘉应观建于二百多年前，它在中国的寺庙里，已经是非常年轻的小字辈了。它选址在黄河北岸，我猜想一定是为了让黄河水神高兴，少发洪水祸害中原大地。但是据看庙人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皇帝的风水师说要出新天子了，换句话说，就是要改朝换代了，而那个“新天子”将在这一带出生。禳解的办法，就是把黄河水神供奉起来。这可把皇帝吓坏了，为了阻止“新天子”出生，他亲自来了这儿4趟。
嘉应观的建筑风貌极佳。它的天花板是精细艺术的杰作，上面雕的龙特别多。听看庙人说，黄河的这一河段，是龙图案的发祥地，他给我看了几张考古遗址的照片，成千上万的贝壳，组成了龙的图案，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相信黄河里有龙这事很好理解。黄河流过的地方，曾经发现了海豚的骨骸。古人自然会对着这骨骸生发想象，于是就有了龙。为了表明我与黄河龙的关系和谐吉祥，同时表明我尊重它们内在的神性，我敬完香，又上了钟楼撞了钟。
把想看的都看了，我对看庙人领着我们转悠表示了感谢。车过黄河大桥，我吩咐司机先不忙回郑州，改道西行。我想去看看邙山。邙山矗立在黄河南岸，与嘉应观南北呼应。从青藏高原一路流过来的黄河，到了邙山，开始甩掉峡谷和高山的拘束，变得不老实了。因此洪水灾害大多发生在郑州与开封之间，为此中国人给了黄河一个别称：苦难之河。
在邙山的北坡，有一座奉祀千古治黄第一人禹帝的神祠，但是这座神祠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型游乐园的一部分，我顿感兴味索然，决定不去了。我让司机把车停在山的东面，那里叫“花园口”。或许是嫌老天爷的水患还不够多，蒋介石在1938年炸毁了这里的黄河堤坝。那时日军正在这一地区挺进，蒋委员长想用洪水阻挡他们的脚步。如果你是个不关心本国人民死活的军事战略家，那么这一想法确实伟大。事实上，蒋委员长的这一伟大举措，唯一的结果是弄丢了一百万国民的生命，弄丢了一千二百万国民的家园。而日本人却轻易绕过了黄泛区继续挺进，将蒋委员长赶出了中原大地。后来战争结束，国民党重回中原，但蒋介石却依然拒绝堵上堤坝的缺口，原因是那一带有大量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直到1947年，在国际压力下，他才不得不重修了堤坝。因此，从1938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黄河是从山东半岛的南边而不是北边流入大海的。站在花园口重修的堤坝上，我唯有叹息，叹息那人与人之间的残忍。
回到饭店，我又一次来到窗外的水泥平台上，享受着啤酒和锅巴。樱桃树的花枝依然在风中摇曳，徒劳地摇曳。昨天来这里玩耍的小女孩们再也没有出现。美丽是如此的短暂。
在某些城市，我有时候选择酒店的运气不佳。在这次黄河之旅中，洛阳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许多酒店为了创收都办起了夜总会，我房间的下方不幸就有一个。即使戴上耳塞，依然能听到下面的卡拉OK，都下半夜很晚了，还在那儿唱个不停，搞得我一夜未眠，最痛苦的是我早上也睡不成，因为我想赶在旅游巴士之前早点到达龙门石窟这个中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于是，在太阳还将升未升的时候，我就昏昏沉沉地冲出酒店，来到门前的大街上，坐上了前往龙门石窟的班车。我猜想那一定是个首班车。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以南十五公里，在伊河西岸，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公元5世纪到8世纪，在伊河岸边的悬崖峭壁上，凿刻了数千尊大大小小的佛像。尽管许多佛像被外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盗走了，但留下来的一些佛像依旧让人深感震撼。我是七点到的，正逢第一缕阳光从河东边的山上射过来，明亮地打在悬崖上。此时大门开启，景点开始售票了。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商队每向前到达一个地方，就会停下来向神灵谢恩，感谢神灵保护他们平安地走过了这段旅程。当他们进入中国境内，停下来的第一站是敦煌。在他们的财力支持下，敦煌留下的佛教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宗教艺术之一。从敦煌开始，丝绸之路一分为二。一些商队向东走，在大同留下了云冈石窟。大多数商队继续向东南走，前往长安、洛阳。沿路上，他们也留下了类似的艺术宝库，如兰州附近的炳灵寺石窟和天水附近的麦积山石窟。在丝绸之路的尽头—洛阳，他们为中国艺术留下了最伟大的遗产—龙门石窟。
尽管经历了岁月的侵蚀、盗贼和无德收藏家的掠夺，在长达两公里的伊河岸边仍保存着两千多个窟龛，十万余尊佛像。大多数佛像都不太大，许多只有几寸高，还有许多遭受了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但那里有一尊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全中国最宏伟的石雕佛像，那就是17米高的卢舍那大佛。大佛在公元7世纪开凿于峭壁之上，佛像位居窟龛中央，现今依然保存完好。大佛的旁边还有两尊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他们负责接引信徒前往极乐世界，另外还有两位尊者的雕像，一位是“多闻第一”的阿难，他凭借博闻强记保证了佛陀教法的传承；另一位是印度禅宗第一代祖师迦叶，他和佛陀之间“拈花微笑”的公案是历史上最美丽的一个谜。清晨阳光明媚，四周静悄悄的，我一个人站在巨大的佛像前，享受着难得的宁静。这一幕令人难忘，要等旅游巴士来了，这里才会有大量游客，而这还需要一个小时。
大多数来看龙门石窟的人，都只在伊河西岸悠游。而我在看完峭壁上的佛像后，穿过桥来到河对岸。这里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公园，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的墓，他公元9世纪曾生活于此。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只能被文人圈子读懂的阳春白雪的写作风格，白居易为所有人写作，他的诗歌读者包括各色人等：蒙童、农夫、妓女、宫女、僧侣和商人。有些诗甚至被题在了寺庙和客栈的墙上，还有一些抄本被人在市场上贩售。
每个中国人读他的《长恨歌》，都会为唐玄宗的薄命妃子—杨贵妃的惨死而叹息。唉，随着白居易的健康和家财每况愈下，他自己也不得不让他那两个樱桃小口、杨柳细腰的小妾离开了，然后在离他现在的墓不远处的一个小庙里，与青灯古佛相伴了此残生。我在那里凭吊了一阵，随后坐在一张石桌旁，眺望着伊河和龙门石窟的大佛。桌上落满了樱花。据看园人说，这些樱花树是日本人赠送的，他们几乎和中国人一样喜欢白居易的诗。事实上，日本小说《源氏物语》所引用的诗歌，大都是白氏的作品。
我就那样一直坐着，神思着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怀，直到看见河对岸有大量游客涌来，才又过桥回到对岸，沿着一条岔路去看另一座墓。这位不是诗人，而是将军，他就是关羽，多数人习惯称他关公。关羽生于相邻的山西省，那里也是我正打算去的地方。但这里是他的葬身之地，或者至少说，是埋葬他首级的地方。
关羽生活在公元三世纪上半叶，当时中国分裂为三个互相对立的政权，其中一个政权由刘备统治。刘备希望统一中国，匡复汉室。关羽追随刘备打天下，他是一个红脸黑髯、战无不胜的威猛丈夫。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的英雄事迹，把他描写成一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当他被孙权擒获并斩首后，曹操感佩于他的忠义，便将他的首级带回 洛阳，以诸侯礼安葬于此。
从此，关羽就成了忠义的化身，在中国随处都可以看到奉祀关羽的神龛。他的红脸长髯的塑像被许多看重忠义的士兵、警察、商人、官吏甚至罪犯所供奉。自然，在他首级冢的石碑前，我也凭吊祭拜了一番。
随后我回到高速路，我的下一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东汉初年，汉明帝曾派遣使团出使西域。公元68年，使团回到洛阳，同行的还有两名印度高僧和一匹驮着佛经的白马。高僧被安置在都城西门外的一处院落，后来那个地方更名为白马寺。古都洛阳后来移址，新建的都城向西移了十公里。所以曾经就在洛阳西城门外的白马寺，今天在洛阳东边十几公里开外了。
车走了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我经过那个与第一批僧人一起来到中国的白马的雕像，开始参观白马寺的神殿。白马寺后殿是当年高僧们翻译和编辑第一批佛经的地方，包括翻译《四十二章经》，它是一部早期的佛教教义，向中国人介绍了佛教的基本观念和修行方法。
佛教首次传入中国时，人们都以为它只是道教的另外一种形式，直到大量的经文译成中文，人们才注意到二者明显的差异。两大宗教是并行关系。回到大门附近，那里有把经文带入中国并首次译成中文的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墓冢。覆盖着墓冢的连翘刚刚开始绽放，同样是翻译的我禁不住为他们上了炷香。
没等香烧完，我就出门来到主路。我还想去另一处景点看看，但并不是因为旁边那座尼姑庵里高二十四米的齐云塔，我还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沿着路向前又走了大概半公里，我穿过高速公路，下了路基，又过了铁道，以期能更好地看到那个位于右侧的平顶小山丘—永宁寺的旧址。永宁寺曾经是中国最大佛塔的所在地，二十四米的齐云塔看起来已经相当高了，但永宁塔有一百三十米高，是它的五倍。永宁寺的建造几乎耗尽了当时的国库，却在建好才二十年的时候，就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那个建它的王朝，也随它一起灰飞烟灭了。而现在呢，连灰烬也消失殆尽。
回到主路，我拦了一辆西行回市区的车，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面摊解决了午饭。之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这回我要去北边。中国古代有一句谚语:“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杭州在上海西边，过去一千年中有很大部分时间曾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那时候肯定是个居住的好地方。而邙山是条洛阳和黄河之间层峦起伏的山脉。这儿被认为是墓葬的最佳之地。其中风水最好的，当属洛阳以北那些较矮的丘陵，那里叫北邙。除了风水好，它被这么看好还因为它附近的洛阳城从公元前771年的周朝起曾是中国许多辉煌朝代的都城。因为山上的陵墓太多了，因此当年洛阳流行一句话：“北邙几无卧牛之地。”整个山上没有别的东西，任何人放眼望去，看见的除了坟墓，还是坟墓，即便不是坟墓的地方，那也曾经是坟墓。就在我去的前几年，市政府的官员们利用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坟墓，在北邙建立了一家中国最独特的博物馆—北邙古墓博物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学家一直在发掘洛阳地区的古墓。北邙古墓博物馆所做的，就是用墓葬中原有的材料重建一部分重要的古墓。早期的墓葬，大多数结构和随葬物品都相差无几，但后期的墓葬，尤其是从一千年前的北宋以后的墓葬，就表现出极大的艺术性。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一个宋墓入口的石门上雕刻了一个女孩子向外张望的脸，就好像她正在偷看人间尘世一样。她似乎在招呼我进去。可我更喜欢这红尘滚滚的人世间，于是回到正在等我的出租车上，再回到洛阳。
洛阳除了它的历史遗迹外，还有其他许多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那里四月底或五月初盛开的牡丹了。早自唐朝起，洛阳就被称为中国的牡丹之都。但确切的有关洛阳是何时起、又是如何与牡丹扯上关系的，还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牡丹在中国最早种植于两千年前的汉朝，而洛阳曾是汉朝的都城之一。所以自然而然地，人们就把洛阳和牡丹联系起来了。过去的两千年中，许多画家都喜欢以牡丹为题作画。牡丹也同样是花匠们的最爱。洛阳一年一度的牡丹节堪称一大盛事，它标志着洛阳旅游高峰的到来。幸亏我提前一个月就到洛阳了，否则肯定找不到酒店，估计连楼下带“夜半歌声”的房间也甭想。
除了牡丹，如今的洛阳，更以中国第一拖拉机厂的总部而著名。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比无处不在的各种用途的私家机动车更能体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了。中国的所有公路上，都拥挤着许多机动车。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就是机动车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它生产著名的东方红拖拉机，为了顺应当前的经济改革，“东方红”已经被涂成了鲜艳的橙色。
我本想去拖拉机厂看看，但最后还是去了乡间一个被几乎所有来洛阳旅游的人忽略的地方。在市北二十五公里处，葬着中国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他的名字叫刘秀。他领导的起义，推翻了篡取汉朝皇位的王莽。之后刘秀重兴汉室，史称汉光武帝，建都洛阳。那是公元25年的事，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洛阳的第一批牡丹花开放了。三十四年后，刘秀去世，葬在都城以北的黄河岸边。尽管黄河频繁泛滥，但它对这位皇帝表现出了极大的敬意，不仅没有伤他的墓一丝一毫，还自己主动向北移了一公里。
我之所以对汉光武帝有着某种偏爱，是因为一个故事。刘秀登上大位后不久，便前往沿海的浙江省邀请他的一位童年伙伴入朝为官。可他的这位朋友对他说，他更愿意以钓鱼来打发日子，说着就把脚搁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睡着了。刘秀的这位朋友名叫严子陵，他那时几乎与皇帝一样的闻名，但他是个隐士。中国人喜欢讲这个故事，显然不是为了赞美严子陵，而是为了赞美光武帝刘秀，赞美他的大度。然而，尽管他们可能还在继续赞美刘秀，却不愿意到他的坟头去看看他，至少我去的那天就没有别人。要说完全没有别人也不对，那天除了我和司机，还有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她在那跑来跑去的，给那些柏树绑上白布条。柏树不是一棵两棵，而是好几百棵。白布条被风吹得飘飘乱舞。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希望风把她的祈祷带去天堂吗？我坐在那儿看着她，正打算走过去问问，我的司机却按响了喇叭。他一定等得不耐烦了，这是催着我回洛阳呢。我只好不辞而别了，唉，怪异又美丽的小女孩，还有这位，伟大的、大度的皇帝。
我想办法买了一张火车硬座票，没买上卧铺票。不过在中国，只要上了车就有机会。常在中国旅行的人都知道，餐车旁边的列车员值班室就是补卧铺票的地方。为什么中国的火车卧铺票这么难买？因为分配给每个车站的卧铺有限，而车站又要留出这些票，以备不时之需。唉，不说这些了，至少我搞到票了，火车也正点发车了。不出我所料，补软卧票并不难。软卧比硬卧舒服多了。软卧包厢四铺位，硬卧六铺位，关键是硬卧包厢不像包厢的样子，连个门都没有。我的软卧包厢就我一个人，显然，这趟车舍得买软卧的人不多。我想这个时候可能这条线不是旅游热线，也可能是碰巧今晚人不多。火车在行进中有节奏地摇晃，我惬意地躺在卧铺上，就像婴儿在摇篮中一般。整整一个通宵，火车沿着黄河上游，在夜色中一路隆隆向前。
在郑州的时候，负责水文监测的科学家告诉我，呼和浩特以南是黄河上游的终点和中游的起点。分界的依据是河里的水量和泥沙量。黄河水变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黄”河，是从中游开始的。中游自呼和浩特以南，过潼关，到洛阳为止。从洛阳直到入海口是下游。我现在是沿着黄河上游在往更上游走，虽然车窗外一片漆黑，但我知道黄河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且与我一路同行。而且我还知道，它还很年轻，还不到“黄”的时候。铁道追随着河道，一路上摇晃着我婴儿般的梦。梦醒时分，火车已经缓缓驶进银川站了，时间是早上六点，红太阳刚刚升起。
银川是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在宋代，回族人的祖先就来到宁夏。他们来自波斯、阿拉伯以及中亚的穆斯林王国，一些人是寻找新机会的商人和工匠，但大部分是躲避蒙古人的难民。在元朝和明朝，各种难民群体以伊斯兰教为中心建立了共同的文化，他们称自己为回族。今天，回族的人口占宁夏人口的三分之一。
一夜的火车，我却睡了一夜的好觉。自从在延安生病后，这还是我第一次生猛起来。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下，把旅行包往房间一放，我就在前台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去看景。房间里有银川地图，我发现市内有一所穆斯林学院，就蹬车去了。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所穆斯林学院。但看上去并无特色，几幢瓦顶混凝土建筑被大片戈壁包围着。那天遇到了副院长张先生。他从走廊另一端走来，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介绍说，学校是由沙特阿拉伯和伊斯兰开发银行出资建的，现有四百名学生。他们由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团体选送过来，学习如何在当地清真寺从事宗教服务。学制从两年到八年不等。有些毕业生还会到沙特阿拉伯继续学习。张先生问我是否想到一个学生班级去看看。我谢绝了，决定继续游览市区。
我蹬车从学校去了市里最大的清真寺。今天是星期天，并非聚礼日，但寺里还是挤满了礼拜者。我是异教徒，不允许进入大殿，从门外能看见里面几百名男子在跪拜祈祷，在用帘幕隔开的女士专用区祈祷的妇女也有一百人以上。同时，阿訇在用阿拉伯语吟诵《古兰经》上的祷文。
一个看寺人领我在寺里转悠，确保我没有任何冒犯他人的不当行为。他告诉我原则上星期五是聚礼日，但信徒们什么时候都有来的，对于星期五不能来的人，清真寺在星期天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不能来清真寺，他仍然会一天祈祷五次，并且在祈祷时停下手头的任何活计。在我看来，似乎穆斯林比其他宗教祈祷的次数多，而且更加注重纯粹性。在清真寺的小书店里，我买了一本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祈祷之前繁复的沐浴过程。不过，这座清真寺的建筑颇令人失望：主殿的瓦片已经剥落，偏殿和院落的布局几乎不像传统的清真寺。而我原本以为这座位于银川这样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人口中心城市里的最大的清真寺，怎么说呢，应该具有更加浓郁的穆斯林特色才对。以拥有漂亮的清真寺著称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在哪里？我敢肯定不在银川。
我向带我参观的人道了谢，继续游览市区。以银川为首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中国整个西北最高产的农业区之一。高产的原因不难发现，那就是黄河！当然不仅仅是黄河。黄河流经中国西北的许多地区，但这些地区大都贫瘠。宁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套灌溉系统。这套系统的建造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比穆斯林移民这里早太多了。
秦汉时期，朝廷在长城沿线建立了多个农业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多为迁徙而来。宁夏的农业区因为有发达的灌溉系统，远比其他地区更成功。事实上，一条最初在唐朝开挖的灌渠，现在仍然穿过银川市西部。我蹬车去了那里，毫无意外地看到灌渠充满了水。但在灌渠旁行走的一位男子告诉我水并非总是满的。他说每年冬天会排干灌渠，以便清除淤沙，等来年开春再灌满水。如今是四月下旬，水清澈见底。男子离开之后，我也沿着灌渠行走，边走边想下一站去哪里。我决定去看看灌溉宁夏的水源。
蹬车返回宾馆，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去城东十五公里的黄河渡口。我不明白为什么城市要建得离黄河这么远。可能是因为洪水，也可能是因为离灌溉的农田近一些更为合理。到了黄河，我登上一艘简单的金属驳船过河，之后继续向北行驶，在渡口以北两公里，我让司机停下，看了看长城遗址。它向东延伸，消失在漫无边际的沙丘中。此前我在鄂尔多斯沙漠另一边的榆林看到的也是这条长城，这里是它的另一段墙体。司机告诉我一队美国人计划在秋天沿着这段长城徒步到盐池。他说当地一篇文章介绍了此事， 还说长城的盐池段保存得非常好。而我现在看的银川这段只隐约还有点城墙的影子。司机说是洪水把墙体破坏了。从长城走不远，就到了俯瞰黄河的古堡—横城堡。眺望黄河对岸，贺兰山紫色的山脊耸立在远方。
中午刚过，该是野餐的时候了。还是那条渡船把我们又渡了回来。来到街上的一个市场，我买了一些面包、西红柿、洋葱、黄瓜，当然还有花生和啤酒。把所有东西装进手提包，我们向西边三十五公里外的贺兰山驶去。走了大约一半的时候，农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戈壁。中国古代诗人说“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说的就是这一带。
贺兰山是中国最不寻常的大山之一，除偶尔的当地牧民外，人迹罕至。它从平坦的沙漠中拔地而起，形成一道高耸的南北向的岩石屏障，绵延一百多公里，保护着黄河沿岸地区免受山那边的腾格里沙漠的风沙侵袭。它的最高峰达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而且高度还在增加。自从地震在中国有记录以来，六分之一的中国大地震，震中都在贺兰山。在最高峰上有一个地震监测站，帮助科学家预测新的地震。
没有直达贺兰山的公路，但司机知道怎么走。从银川出发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到了小口子峡谷的入口，右边有一块篱笆围护区和一座小楼。司机走到楼边，跟里面的人打了个招呼。他们就打开大门，放我们进去了。原来这里是一个保护区。我们沿着山脚向北走，十五分钟后，停在另一个峡谷的入口。
这个峡谷有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据司机说，贺兰山有二十多个峡谷有岩画，但这个是最好的也是最容易进入的，并且看上去还是个野餐的好地方。这里由于缺水而人烟稀少。当地农民把一个峡谷旁边的山泉引入水渠，以此来维持不易的生活。
几分钟后，我的司机指点给我一些特别的岩石，于是我们爬上峡谷的崖壁去细看。一些人物石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统治这个地区的西夏。另一些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刻的是佛陀的脸，头上有光环。此外还有岩画中常见的山羊脸，以及一块岩石上刻着一个妇女正在分娩。毫无疑问，这条峡谷及其岩石，曾经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旨在保佑附近的人们及其羊群的繁衍。司机说有一些图案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他竟然懂得这么多，我很惊讶。他说他从小就来过这里，如今有时还带家人一块儿来。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却指了指我的手提包。这是个野餐的好地方，我们没有理由还不吃饭，再说我也看得够多的了。把两瓶啤酒浸在冰冷的水渠里，我们在岩石堆中找到一块沙地坐下。然后我用大饼夹着切片的西红柿、黄瓜和洋葱，做成两个三明治。从三千五百米高的山峰上流下来的水，把啤酒浸泡得跟它一样的冰凉。我递给司机一瓶，他摆摆手谢绝了。我忘了他是穆斯林。于是我一个人包揽两瓶啤酒，他喝自己带来的茶。我们吃完三明治，仰面朝天躺在沙地上，享受着下午觉。在家的时候每天的午觉可是我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们睡了一个小时，司机的劲头还挺足，想带我去看更多的东西。于是返回原来的检查站，此前我们曾从那里离开主路。我们告诉当班人员想继续沿主路走，他让我留下打火机。官方正在推动再造林工程，因此禁止带火柴和打火机进入保护区。我把Zippo打火机留下，进了另一个峡谷。这个峡谷不仅有路，而且路况出奇的好。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一个有些凌乱的建筑群，这里是当年西夏朝廷的避暑胜地。他们真会选地方，无可挑剔。山坡上松树成荫，微风从雪山中吹来，山泉从高山上流下。在戈壁和沙丘占大部分的地区，如此绝佳之地真是太难得了。
司机带着我走上一条小径，我们一 路上气喘吁吁，三十分钟后总算登上了山脊。看着环绕的群峰，我顿生敬畏之心。在山脊上流连了一小时，把两只眼睛都看饱了。因为是星期天，我们并不孤单，除了我们，还有几拨从银川坐公交来的人。他们一边观景，一边站在悬崖上把玻璃瓶往下扔，享受着它们摔得粉碎的声音；接着又有人把塑料袋撕开，抛向风中，比试哪一只吹得更高更远。想到官方不嫌麻烦地禁止带火柴和打火机进入保护区，我就奇怪为什么不禁止这些无聊的人来呢。
返回银川的路上，司机拐上一条岔路，带我来到市区以西四公里的地方。在银川和贺兰山之间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有九座西夏帝王的陵墓。九百年前，他们从汉人手里夺取了中国的整个西北，在银川建立了都城。后来，银川也成了他们的葬身之地。与中国的其他皇家陵墓都不同，这九座帝陵不是常见的土丘，而是用干泥砖砌成的金字塔。砖上原来覆盖着绿瓦，后为成吉思汗的游牧部落所破坏，现在地上还有残留的瓦砾。在夕阳的照耀下，这些陵墓看上去就像巨大的蚁冢。
司机说在帝陵发现的所有文物都搬走了，陈列在银川西塔中。几分钟后我们到了西塔，作为一个展示历史的地方，这里是又一个失败，真令人失望。院子两边是几座积满灰尘的建筑，建筑里是积满灰尘的玻璃柜，玻璃柜里是积满灰尘的文物，文物连个说明都没有。我进大门五分钟就出来了。看够了，太阳也落山了，到结束今天旅行的时候了。我返回宾馆，吃了一碗面条和一盘羊肉，洗了洗衣服就早早睡了。又度过了满满当当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