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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争中，有一个人虽在北洋任职，但没有参加战争；自己虽然没有参加战争，但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献出生命的人中，却有不少是他的同学或学生，这个人就是严复。他既在战局中却又在战局外。在局外，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他的愤怒、哀号和呼唤，来自真真切切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局中，他对中国的失败，北洋的倾覆有深刻的反省，着力寻找这其中的奥秘，并试图为未来中国搭建一条通道，那就是走进丛林，遵从丛林法则，彻底放弃王道政治，紧紧抓住霸道政治，用力量去说话，而不是用道德示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人终于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接受了严复提供的进化论，此后一百多年，不论中国在政治上发生怎样的变化，但中国人始终没有怀疑壮大自身走上富强，是唯一的凭借和正途。
从西方到东方：严复的困惑与不顺 严复之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能够敏锐地提出这样的思想主张，而且深刻影响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因为他在那之前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孜孜不倦地探究西方走向富强的根源、背景与动力，这为他后来的思想展开准备了基础和条件。 严复生于1854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刚刚度过不惑之年。他的出生地和早年成长的地方是福建福州，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即便在中原王朝闭关锁国的年代，那里似乎始终没有中断与域外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有时即便这些交流是非法的。 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军混乱被平息后，清廷有条件静下心来考虑建设与发展了。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6月给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发展近代海军；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 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事务，立即为“求是堂艺局”组织一次招生考试，严复就是在这次考试中以第一名脱颖而出，成为船政学堂的学生。 这段生活使严复第一次走出先前狭小的人际圈子，融入一种社会的集体生活中。更重要的是，船政学堂完全按照西方近代海军制度进行设置和管理，所学内容重在英语和自然科学，学习方法也不像传统学问那样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注意实践，在战船上练习掌握战船。所以短短几年时间，严复不仅在生活习惯上有了很大改变，即便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上，也似乎更加倾向于西方化。这应该是一个少年的必然转变。 福州船政学堂请有不少西洋教官，然而在中国本土学习西洋文化总是显得有一层隔膜，要戳破这层隔膜，就必须派遣学生到西方国家去，到人家的土地上直接体验。1872年，经容闳建议，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清廷同意选派詹天佑等30名幼童赴美留学。 紧接着，沈葆桢就以福州船政大臣的名义建议朝廷以幼童赴美成例，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深造。严复被选送至英法两国继续学习海军。 严复这一批留学生与赴美留学的幼童不同，他们已经在国内接受了十多年的系统教育，英语等语言工具也较幼童更齐备，所以到了欧洲之后并没有幼童进入美国之后的惊奇和震撼。严复这些人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验证他们先前所学的书本知识是否可靠，探究书本中无法表达的文明精神。 根据安排，严复进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学院，学习内容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诸如测绘海图、防守港口、行军布阵等，对于这些内容，由于严复在国内已有相当根基，学起来并不感觉困难。 在正常的专业学习之外，严复更关注西方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探究西方究竟在哪些方面与中国不一样，何以然，见贤思齐，取长补短，也就知道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向西方学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根本改变。严复研究西方文化，到议院观察议员们怎样议政，到法庭观察法官怎样判案。他渐渐领悟到，西方诸国之所以在短短几百年走过人类历史上千年的道路，逐渐富强，公理日伸，其根本点是西方人建立了一个能够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 在郭嵩焘等人的格外关照下，严复是那一批出国学习海军的12名学员中唯一没有到军舰上实习的人，他节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主要用于补习海军教官应该知道的学问，以为将来传授生徒之资。 1879年暑假，严复结束了在格林尼次海军学院的学业，于同年9月返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一年后，奉调至天津参与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北洋水师学堂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于1880年8月19日奏请朝廷创办的，1881年落成。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来到了北洋，其实就成了李鸿章的部属，成了李鸿章的人。 严复在北洋那些年大约对李鸿章有很高的期待，总希望能够像他的那些福州船政学堂的同学或留学英国的同学一样，受到李鸿章的关爱栽培与提携。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十几年，兢兢业业，从教习做到总教习，大约相当于后来的教务长，主管整个学堂的日常事务，但在行政级别上却一直上不去，在大清官僚体系中只是一个中层官员而已。所以到了甲午战争前几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研究的严复，却用了大量时间去复读，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 严复为什么执著地要考试，要通过考试证明自己呢？这除了他这个“海归”有学问没学历外，其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北洋当差不是那么顺心，而这一点对他在甲午战争后思想演变发生过非常微妙的作用。 严复在北洋十几年，自己把自己当成李鸿章的人，在本职工作上似乎没有什么失误。问题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像严复这样的小吏升迁不是看工作业绩，更重要的是与领导的关系，而严复似乎由于自己的清高和以学识自负，大概与李鸿章的那些门下客处得并不是太好，至少并不太密切，即便李鸿章对严复没有什么负面看法，也不会积极主动提升严复的地位。 李鸿章没有像重视严复的那些海军同学那样对待严复，据说也不是什么人从中使坏，而是严复自己行为有点失检。李鸿章平生最痛恨就是吸食鸦片，而严复就是好那么一口，且终生不戒。 性格决定命运。严复大概就不是一个当官的命，问题是严复总是希望弄个正经的官当当。然而他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所以他后来除了应付学堂日常事务外，就将许多精力用在读书上，这大约应了中国古人“无聊便读书”的宿命。
走进丛林：西方发展的动力 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默默忍受煎熬，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味同嚼蜡。 正当严复苦闷无比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不期而至。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完全改变了严复的人生道路。 中日两国几乎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也几乎同时做出学习西方的反应，只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力度不同。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认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东西具有绝对的价值，认为那只是西方工业化的产物，是末而不是本。在根本立足点上，中国不比西方差，中国所缺少的只是末，所以中国从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既要学习西方，又时刻挑剔西方。 日本则不同。日本过去千年中以中国文明马首是瞻，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文明的价值和有用性，然而面对西方压力时，日本人发觉时易世变，先前很灵光的中国文明似乎已经严重落伍，无法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于是，日本毫不犹疑地转 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国家。一百多年之后看，日本确实获得了成功，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很西方的国家。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的西化运动也才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时的日本离后来意义上的世界化还有很远的距离，而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军事霸权的遗留。日本此时只是相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时的日本是世界宴席上的迟到者，它发觉自己的迟到，不是向大家道歉，而是贪婪地要补上因迟到少吃到的东西，于是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对土地、资源、市场的期待，要远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更贪婪，胃口更大。 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着日本的发展，但其日益增长的野心促使日本向大陆膨胀，而要迈上大陆，就必须征服台湾和朝鲜半岛。从中国的立场看，这是一道天然屏障；但从日本的立场看，那就是阻止日本人登陆的第一岛链。 中国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吃了大亏，损失惨重，紧接着，以淮军为主体的清军在朝鲜陆地上几乎不堪一击，望风而逃，直奔鸭绿江，跑回国内，日本军队一鼓作气，紧追不舍。待到9月17日，中日两国海军又在黄海决战，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殉国，北洋海军蒙受巨大损失。 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当然有自己的关切和判断。根据随军助战的德国人汉纳根提供的情况，他所说北洋军械局张士珩在战前不肯给各舰配置足额的弹药，致使中国战舰到了对打时，根本不能应手，错失战机。 对于北洋的腐败，严复非常痛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真的不可小视。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盗卖军火，非法得利数十万两赃款，而且更可恶的是，张士珩的买家竟然还是日本人。北洋如此腐败，焉有不败之理？ 严复将愤怒的矛头引向李鸿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战争中一再被动，均源于李鸿章用人有误。最初是听信武断独行的袁世凯，对朝鲜时局、日本谋略，判断有误，致使中日不得不诉诸武力；其次，信其婿张佩伦对淮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一门心思想让个听话的同乡卫汝贵挑大梁，然而卫汝贵不仅不积极抗敌，反而贪污军粮军饷。待到快要与日军进行决战时，卫汝贵竟然一路狂奔逃亡沈阳；再次，严复认为，李鸿章更不应该重用其外甥张士珩，李鸿章对张士珩的贪婪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重用私人，结果张士珩致使军火短缺，炮台皆不足以毙敌。李鸿章以自己一生的勋业，徇此四五个私人的情面，从而使国家蒙此大难。 由甲午战争的前期失败，严复大约彻底改变了对李鸿章的看法，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李鸿章有什么期待。在战争进行中，他向陈宝琛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希望陈宝琛致信张之洞，劝其抓紧筹款，尽量多地向西方国家订购军火，以便北洋不支，张之洞能够迅速取代李鸿章，掌控大局，挽回颓势。严复由愤怒转为失望，由失望开始为国家也为自己寻找退路，准备离开北洋，转投南洋，追随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 当战争依然在持续进行，严复对战争及其相关事务的演变发展依然给予密切关注，并随时给予点评，只是这种点评并不公开，只是在朋友圈中说说而已。 严复认为，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种样子，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预料，平壤溃败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现在东三省将失，门户荡然，京师一无可恃，从各省征集来的新兵毫无训练，与原有的八旗、绿营一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简直就是拿战争当儿戏。 对于朝廷的动向，严复高度关注，但很少认同。严复指出，朝廷在战争尚未 发动时，一味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因而一再责备李鸿章不积极备战，一味主和；现在到了不得不和的时候，朝廷又显得惊慌失措。根据严复的看法，局势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尴尬的局面，主要在于朝廷君臣上下平时对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使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窨井，茫然没有头绪不知出处何在。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处处被动，不是日本人智慧高超，手段狡猾，实为中国人谋之不臧，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错误地制定了计划。战争爆发后，朝廷又是一错再错，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而朝廷内部那些空谈高论的人尤其可笑，他们一再弹劾李鸿章，捕风捉影，无一语中其要害。结果这就使李鸿章更加蔑视天下之无人，推诿挟制，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对其约束了，李鸿章从此成为朝廷的真正主宰，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现在战争愈不可收拾，而李鸿章之意气愈益发舒，愈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在严复看来，才是中国的真正悲剧。一场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严复对李鸿章的看法，大约由此亦就注定了其后来的思想进路。 严复比较独特的言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引起了相当反响。10月3日中午，李鸿章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也是严复的老同学罗丰禄专门跑来谈时事，表示想听听严复对于时局变动的看法。严复说话毫不掩饰，认为在目前情形下，最大的要着就是“治标”，就是救急。他表示，假如他位于一省督抚的话，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想方设法打败日本，至少也要尽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损失。 对于严复的这些说法，罗丰禄表示认同，但马上又说，如果真的这样做，也非李鸿章莫属。 与罗丰禄的判断似乎不一样，或者根本相反。严复认为，李鸿章表面上看是洋务新政的领导者，其实他的洋务新政，是不求洋务真才，借洋债则洋人不信，募洋将则对这些洋将的能力根本不知，购洋械则被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从中侵蚀，所以他们即便能够有救急治标之心，也无挽救危局拯救中国的能力和条件。 战场的连续溃败使朝廷惊慌失措，失败主义思想在朝野持续蔓延。许多人认为中国军队特别是北洋海军既然这样不堪一击，大清国指望着北洋海军重振雄风似乎毫无希望，既然迟早都会失败，迟早都要议和，那就不如早和，及时止损，宁愿现在吃点亏，事后认真振作，或许还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对于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严复给予严厉驳斥，以为所谓事后认真振作的想法不外乎苟延残喘、偷活草间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中国吃亏根本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径。严复认同这样的看法：后病深于前病，后者不及前者。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困境。由此，严复不自觉地想到易代更革之事，想到或许还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难道就此发生根本转折，四千余年文化传统难道就此扫地以尽？严复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在北洋待下去，准备弃北洋而转投南洋。 随着战局的发展，严复对李鸿章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10月25日，日军第一军败宋庆所部刘盛休军，占安东九连 城。宋庆率部退守凤凰城，刘盛休所部败走岫岩，凤凰城无险可守。三天后，中国军队继续败退，日军不攻而占凤凰城。11月6日，日军第二军相继攻陷金州、复州。 日军连战告捷，中国军队步步退守，旅顺不守。中国大局到了11月初，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 严复认为，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问题日渐暴露，所练军队基本上不能用于实战；要说半年来的战绩，大半皆坐失先着，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李鸿章真的是无法辞其咎。 但是对于那些乘机弹劾李鸿章的人，严复也无法认同。11月7日，他在友人处得见10月5日张謇、文廷式等科道诸公弹劾李鸿章的一份奏折，大致说日本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因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将李鸿章罢免转而提升湘楚诸人若刘坤一，则中日之战局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对于这样一种盲目的乐观，严复的看法是，朝廷怎样处置李鸿章，可能都不算过，而张謇和文廷式这样的指责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坤一真的取代李鸿章负起战争全局的责任，可能还不如李鸿章，其结果不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在严复看来，根源不在军事布局和谋略，而在制度在用人，国家多年来习惯了用旧方法旧手段提拔人才，而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朝廷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的人才选拔机制，徒以高爵重柄分授庸奴，而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不跑官、不买官、不闹官等原因而沦落草野或民间。于是，当战争爆发了，环顾朝野上下，朝廷内外，二十二个行省无一可用之人，以此亡国，谁曰不宜？中国出路究竟何在？严复还是把所有期望都压在张之洞身上，以为张之洞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施得宜，则或许是中国的未来希望，只是张之洞此时也必须谨慎从事，拼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随风而靡，又是一个过路人。
正反两面观察“丛林法则” 严复在关注战局、关注朝廷动向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怎样从根本上重建中国体制，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重构一个新文明，寻找一条走向世界的坦途。到了1894年11月初，当中国转向与日本求和后，严复逐渐放弃对日常事务的关注，拿出更多时间阅读西洋书籍，有了不少新鲜感受和认识，日趋觉得世间唯有此种是真实事业。严复的初步判断是，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是很难弄明白西学精华的，且西学讲究驯实，不尚空谈，不可顿悟，要想将这些学问弄明白，必须下狠工夫，秩序以进，层累阶级，而后以通其微。于是，严复在甲午战争的强烈刺激下，转身向西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以 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严复就少了许多顾忌，而且他虽然人还在北洋，但其心思早已转向南洋；他虽然还是李鸿章的部属，但已经能够更加大胆地批评李鸿章，张之洞可能已经对严复有所表示，只是正式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而已，所以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胆放言高论，不经意成就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意见领袖。 1895年2月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开始连载发表他毕生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探讨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洋务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家动员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后，为什么不仅没有打败东邻日本这个小岛国，反而被其所制。 严复认为，中日之战对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转变，这个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严复表示并不知道，但他愿意推测的是，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中国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运会”。所以说中日此次构难，究其由来，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演变，而是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根据严复的看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在过去或许是有效的，但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则显得力道不够，着力点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不一样。严复曾明白指出，中西文化有着显著不同，其最大者，莫过于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则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教化之极则。由于严复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所以他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先驱。他的这些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其将中西文化视为相对的两个极端，可能还是开启了后来的一系列讨论。 中西文明的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当中西并不交通或者说交通并不紧密的时候，人们并不能看出其问题。然而到了近代，到了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候，中西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适，就极有可能影响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有很多年了，从1840年起算，中西之间的交流也有半个多世纪了，由于中国人始终有被打败的悲情，中国人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和弱点，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并不能切中西学的根本精神。严复指出，与中国人讨论西方政治，常常苦于难言其真。由于中国人存彼我之见，不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仪之邦，西方为野蛮未开化之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明自大和傲慢。其实，说到底，又是一种文化自卑，因为总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自己给自己鼓劲，或者像鲁迅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慰。 按照严复的看法，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悲情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错误地认为西方文明的强大就是其物质文明的超前，只是西方人较中国人更会算计，更为机巧而已。而在精神层面上，西方人还是过去那些等待中国教化的夷狄。严复强调，这种看法只看到了西方强大这种表象，不知这只是形而下之粗迹，即便西方在科学上怎样进步，怎样精致，这依然不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和命脉所在。西方文明的命脉，简单而言就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 严复指出，西方人所信奉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其最初起点与中国人的道理并无二致，中国人也是这样说这样做。差别只是西洋人按照这两条去做，往往通行无阻，而中国人总是不能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在学术上黜真而崇伪，在政刑上屈公以为私，但在事实上，中国人在学术上似乎从来缺少一种求真的追求，在政治法律上也从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制度层面遏制人的私欲、贪欲。对于这样一种差异，严复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就是自由不自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要义，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滞碍。严复指出，不管中国古圣人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多少贡献，但都必须指出这些圣人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人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就是自由二字。中国圣贤对于自由二字深怀恐惧，未尝以此去启发教育自己的国民；而西方人则坚信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且严格禁止对他人自由予以任何侵害。侵人自由者，总是被视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者，都属于侵害他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国家，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能随便侵害百姓自由。西方法律之设，其主旨就是要防止侵害他人权利的事件发生。 按照严复的分析，中国传统道理中也不能说没有与西方自由理念相类似或相近似的概念，最接近的概念大约就是儒家伦理所说的恕，或者说絜矩。当然，严复格外强调，不论是恕，还是絜矩，只能说与西方人的自由理念大致相近有所相似，如果说完全相同，可以对译，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包含有“我”的意思。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而生，于是看出中西道理的重大分野或区别： 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方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西方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以平等治天下； 中国尊主，西方人隆民； 中国贵一道而同风，什么东西都要天下一致，西方人喜党居而州处，充分尊重个性尊重不同； 中国多忌讳，很少发表不同看法，西方人众讥评，总是有不同看法才发言。 即便在经济生活层面，中西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 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 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 在接人待物方面： 中国美谦屈，抑制个性，尽量不出头，西方人务发舒，最大限度张扬个性； 中国尚节文，讲究繁文缛节，西方人乐简易，不愿玩那些虚的东西假招子。 至于在学术上，中西差别也非常大： 中国夸多识，赞美记忆，赞美博学；西方尊新知，强调创造，鼓励创新。 其与灾祸，中西不同在于： 中国委天数，总是将人为失误归于天灾，怪罪天不佑我中华；西方人恃人力，总是将天灾视为人力尚未达到，但并不是永远不能达到，所以西方人总是要与自然争高低。 严复的这些分析，或许也有不那么严谨和可信之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差别并没有因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上迈出一系列重要步伐而缩小、而改变，更不要说扭转了。差别当然并不意味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力量就是一切。 基于对中西文明差异的认识，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格外告诫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传统中国的夷狄眼光去看待西方，今天的夷狄不仅不是过去的夷狄，而且他们可能还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中国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克服中国在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尴尬和不适，转祸而为福，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严复强调，生当今日世界，不能看清西洋富强的效用，那真是一个瞎子；假如认为中国可以不讲富强，可以安于贫困，那更是一个浑人。而要讲富强，还去强调中体，强调西用，担心西洋之术对中国的负面作 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说。严复指出，西洋之术只是西方人的创造，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可以借用这些东西寻求富强走向富强。一百年多的历史反复证明严复的判断，可是中国人就是在这一百多年间总是耍小聪明，抄近道走远路，总想超越，总想保留特色，结果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依然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而应怪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太聪明，太自以为是。 基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之后，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中国旧传统，评判中国旧文化，呼唤维新，呼唤救国，为中国搭建一条通往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那就是严复独具思想创造的“三民”主义，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严复三民主义的提出，主要见于其《原强》，其理论上的依据，就是西方近代的格致新理，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群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严译《天演论》开始于哪一年，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进行观察，当严复1895年发表《原强》时，其实已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已经在考虑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去拯救中国了。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人才短缺是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中国如果继续先前的思路，求人才于有位之人，那无异于缘木以求鱼。 过去的中国如果朝廷无有用之人，或许能够从草莽中求到，或许有人才有将帅遗留在民间。现在的中国，久已不同于往昔，不仅是朝中无人，即便是草莽原野，也已无可征可用之才了。何以如此，在严复看来，主要是时移世异，先前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孔孟之道、礼仪之治，已经严重不合于现在中国的时事需求了。即便在战场上，过去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法早被淘汰，而清廷依然以这种东西训练士兵、要求将帅，焉有不败之理。更可悲的是，与西方近代国家相比，我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气已困，虽有圣人复出用世，没有数十年上百年上下同德，克服痼疾，学习西方，从基础做起，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在后起条件下赶上西方，与世界同步。岁月悠悠，四邻眈眈，中国再稍微耽搁，恐怕也就要步印度、波兰等后尘，亡国灭种，成为西方殖民地。 在许多人看来，严复的描写或许夸大了中国的危机，但在严复看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外部情形，严复之所以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是因为他从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去观察中国处境，当许多中国人还继续陶醉在昔日辉煌时，严复就看到了中国与西方日益扩大的差距。他指出，今日的西方，远不是过去的夷狄，这不是西方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练了多少强兵，而是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良性制度，自其自由平等观之，西方国家则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忌讳、烦苛与壅敝，西方人在一种良性政治体制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君民犹如联为一体，上下同心，君民一致，因而也就形成战无不胜的团体力量，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百姓不以为烦，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近代国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有一套完整的办事规则。 严复强调，西方国家建立了这套制度和办事规则，也不是圣人制作凭空 想象，而是基于一种学术的考量，有学理上的依据。而西方近代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西方学术的根基，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社会如果不能接纳吸收，不能建造与西方社会一样或者说相近的社会形态，那么怎能指望中国有办法有可能与西方在同一竞技场上分出胜负呢？这就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精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 基于这个原则，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标本兼治，上下其手：不治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治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这就是严复标本兼治的基本看法。 标是什么呢？严复认为，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强大的军队。至于其本，就是民智、民力和民德。他的判断和推理是，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这就是丛林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这三者之中，严复认为要分出轻重缓急，而民智为最急。所谓富强，不外乎就是利民，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这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人只有实现了自治，才能获取自由；只有获取了自由，才能实现自利；只有实现了自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使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人民成为正常的人民，才不会被西方人视为异类视为怪物。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严复在发表《原强》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檄文即《辟韩》，对传统中国知识人高度崇拜的中古圣人韩愈给予严厉批判，以为韩愈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等，从现代学术立场看，都是违反人性违反人伦，是一种非道德的观念，也是一种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主张，不合乎近代政治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一种愚民政治。严复认为，君主的设立只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会发生相互欺诈，相互掠夺之类的事情，而一般百姓虽然是社会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但他们的个体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来掠夺和欺诈，于是人们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君。其意不外乎就是让这些君主出面保护这些百姓平和的生产、平和的生活，是人们选择了君主，用劳动养活了君主，而不是相反。 在严复看来，西方近代国家不断走上强盛，主要在于西方社会逐渐尊重人民的选择，其民尊且贵；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走向衰微，主要也就在于中国社会太不尊重人民的选择和尊严，中国之民，其卑且贱。那么用这样不同的两群人去打仗，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人为公产公利而战，中国人为其主而斗。驱赶一群奴隶去和贵人决斗，那怎能不望风披靡，一溃千里呢？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其根源就在于一般中国人不知为谁、为何而战。 中国人的奴隶性是渐渐养成的，在此过程中，以八股文为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体制又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严复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明白表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要变法，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曰莫急于废八股。严复指出，不是说八股本身害了国家害了朝廷，而是八股盛行使天下无人才。八股之害，归纳有这几个方面：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差不多都要亡国，而中国竟然三者兼有，那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要救国要救亡，第一步就应该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争后得出的结论。 严复的这些看法在1895年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震天惊雷，引发国人对传统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思考，许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关爱的读书人慢慢意识到，严复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对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东西洋各国已经完成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需要外部市场，中国必然成为争逐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暂时放弃中国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强，用“力”而不是“理”去和东西洋各国说话。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严复本人稍后都觉得自己的这些说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是不是离开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底线太远了。所以他在后来很长时间似乎有点悔意，在翻译出版《天演论》之后，很快转而翻译近代西方各个领域中的学术名著比如《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期待给中国人一个全面的理解，希望告诉中国人，“王道政治”虽说对于近代中国可能稍微有点奢侈，可以暂时不说，但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还是要讲点王道讲点正义讲点儒家伦理。我们看到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严复，不是继续引领中国往前走，反而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保守。革命了，严复说革命不合乎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君主立宪；共和了，严复说，共和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儒家伦理，即便西方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会放弃其杀人利己的狭隘思想，重回儒家王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严复越来越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传统和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期待人们对他先前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个比较柔性的理解和全面认识。 Via global-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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