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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新视线》11月封面故事——PLAYBOY 花花兔子
《新视线》11月封面故事——PLAYBOY 花花兔子
五十年代末期，一则关于一种新型消费品的广告在遍布裸女的《花花公子》杂志上刊发，宣称这种消费品可以极其便捷地满足人们的所有欲望，而其主角却只是一张小小的信用卡。对于执迷Cash和拥有清教徒传统的美国人而言，这则广告似乎显得理想色彩、太过于创想和具有不甚明了的危险性，但或许正因如此恰恰隐喻了赫夫纳和他的《花花公子》的主旨，即“天真的和感伤的”。
金钱和性作为人类原始欲望的左右心房，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中受到了剧烈的战栗，兵戎相接所带来的低迷阴影还未散去，政治经济亟待重建新生，大众消费和集体道德都找到了变革的绝佳契机。正如狂人赫夫纳自己所言“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轮子和《花花公子》”，他一手创办的杂志帝国用孩子般的无邪颠覆并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性的认知和态度，甚至应运而生的读者服务部，冀望用审慎挑选后巨细靡遗的邮购目录，将如何成为一个“花花公子”的价值理念直接配送上门。面对穿真丝睡袍、抽雪茄、通宵达旦举办派对的赫夫纳而言，性是一种洁净的本能，即便出现在杂志内页的玩伴女郎，他也希望是像邻家女孩一般可人。
天真的赫夫纳投身与女权主义者的论辩、为了黑人种族问题将白人赶出playboy club、采访卡斯特罗，甚至用高昂的稿费供养纯文学的作家群，他不断丰满杂志的内容，潜移默化地将色情与新闻、文化、时尚一样同质化，成为一种舆论的范畴。在拥趸者眼中，赫夫纳俨然是天神，及时行乐的主张亦如金科玉律，兔女郎俱乐部、爵士音乐节、单身公寓、拳击比赛以及文学读物，将这个新兴宗教的教义绵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花花公子》是为“会和女士一起聊聊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的男士而准备的，优雅、品味和礼貌的消费性成了赫夫纳的伊甸园里的天国愿景。
然而即便天神也有“天人五衰”的终时，伴随信用卡泡沫带来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赫夫纳所建立的空中巴比伦，虽然没有焚毁于大火，也日渐衰颓的令人感伤唏嘘。时不我待的命运无从闪躲，即便坚持服用伟哥赫夫纳的花花帝国也难以回春，顺应潮流的调整策略和转换媒介同样无济于事。赫夫纳超前的性观念本身或许面对资本社会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缺陷，即便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也不会持久。成败皆因天真，始终令人感伤。
男孩的铠甲
如果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主题歌不尽相同。赫夫纳的一生一言以蔽之：一个大男孩想要成为一个男人。他的做法是，造自己的宇宙。他是主宰，女人是玩具，幻觉是铠甲。他试图用他的幻想来覆盖现实，感觉自己似乎真正地成为了一个爷们。
西门庆的狂欢
在原始社会，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就意味着无法为部落带来利益，弱者是必须被舍弃掉的， 因为部落的资源不足以养一个废物。所以你必须要为这个部落贡献力量，结束被供养的岁月。这逻辑在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不一定行得通，当资源富足的时候。男人以及女人的儿童期开始变得无限延长——因为我们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必须尽快长大，相反，因为过度过剩的资源，让人类社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消化我们创造的资源。
这个问题对一只工蚁或者工蜂不是问题,因为它只需要按照惯性去做机械性的事情就可以了，事实上看一只工蚁的一天就可以知道它的一生如何度过。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这样生活的。集体主义生活的一种好处就是可以延续种族的发展，中国的礼教和西方的清教徒思想都是基于饥馑的人类早期生活而产生的。这些思维的宗旨就是我们需要“克己复 礼”，需要节制欲望，因为资源不足以让我们生存。“付出、奉献、勤奋工作、忘我、无私”这样的词汇让人更多想到的是对一只蜜蜂的描述。赫夫纳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所代表的文化和过去的有着颠覆差异，付出不再是主题，而“享受与获得”则成为主流思想。为个人活这件事在历史上一向要让位于为集体而活，而赫夫纳则给予牺牲的鼓吹者一记响亮耳光。人类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两种势力的斗争：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乃至集体活着？如果集体成为人生的中心，那么我们会“工蚁化”，会更多地寻求力量感，寻求工作的满足，与我们建立满足的连接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物或者某些集体名词。
比如赫夫纳的父亲是一个工作狂，他甚至很少和自己的孩子拥抱。而妈妈则是信奉《父母》杂志的科学育儿方式：不亲吻嘴唇，不流露情感，按时起床睡觉。在传记中，赫夫纳承认自己的家庭是冷清的，寂静的。过去的年代里这是比较常见的画面，因为需要意味着资源的耗费，而我们无法围绕以个人为中心的主流文化，所以很多人都会将自己的需要转移到“非人”的客体中，比如赫夫纳的父亲把一切都奉献给工作，而其母的信仰则是科学，她可以给小学的儿子和他的小伙伴们大讲性知识，让小伙伴的母亲怒不可遏。这就会造成两种人，武大郎和西门庆。武大郎是劳模，忙于工作但很缺乏情感；而西门庆则以享乐与自我为重心。
早一百年，赫夫纳可能只是一个郁郁不得志一生的某个公司的小职员，现在他却成为一个发行量达300多万的美国第一男性刊物的领导者和亿万富翁。明显，这个孤独的小男孩既没有“自我阉割”掉个人的需要，也没有成为一个完全被人唾弃的“自私的混蛋”而在道德上被边缘化。相反，他以西门庆的狂欢而赢得了主流的认可。他的胜利意味着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胜利，人性对工蜂的胜利，情感对理性的胜利。人性的需要，个人的自我满足成为一个人生命的中心，和那些下流的色情杂志不同，《花花公子》是用性来兜售消费主义，刺激人们的各种需要，更多需要创造更多满足，更多满足则产生更多的需要，这意味着消费是可以创造更多的生产力，而不是节俭与自我压抑。《花花公子》自创刊开始就面对众多的保守势力的冲击，某种程度上，它扮演的是一种解构的角色，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制度。
封闭针或致幻剂
什么才是男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够真正拥有。对青春期的男孩而言，最难的往往如此。一个男孩的突破是离开父母的世界，这需要有一些叛逆和斗争精神，但同时也会遇到另一个难题，一旦从父母的世界里“越狱”而出，会面临选择：我们的坐标系到底是什么，建立自己的坐标系，还是将坐标系设置为以父母为中心？如果是前者，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冒险就开始了；如果是后者，人生就是复读机，一次次重复同样的故事。赫夫纳一生追逐无休止的性爱也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
赫夫纳一直生活在青春期的迷宫里。一方面他很有领导力，很有活力，可以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学校里成为叱咤风云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羞怯不安，很难和人沟通。从小学开始，他就开始沉迷于自传体的漫画。高中推出自传体漫画系列时，他已经意识到，“通过漫画你创造了一个世界，故事的主人公是你，朋友们都被带入了这个故事。你把漫画给大家传阅，你就成了你创造的这个小世界里的核心。”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他创刊，这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他似乎不能真正地和外界联系，而必须要通过某种媒介物，比如他画的漫画或者他办的杂志。
在一次听证会上，赫夫纳要为占公司年收入80%的伦敦花花公子俱乐部执照吊销一事申诉，作为赌场老板，他在证人台语无伦次地说完后，委员会认为他根本不理解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他也承认自己从没花时间阅读公司的调查报告。他从来不算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可以说他是艺术家或者创意天才，但一个男人需要的“世事洞明”的聪明劲，他的确缺乏。这也是一个小男孩的典型表征。
一个人有两个主要的形成期，父母影响占主导的儿童时期和青春期。流行文化则成为影响少年赫夫纳的主要力量。受到《金赛性报告》的影响，赫夫纳开始认为性乃人权和解放的标识，他也认同《金刚》里原始荷尔蒙的男性阳具精神；追崇《金刚》里小男孩式的英雄主义，当然也有《弗兰根斯坦》式的对阴郁黑暗精神的膜拜。显然，他一直用挑战社会传统的方式让他永远站在世俗的对立面，在他看来，卧室以外的世界就是充满了审查和迫害的非自由地带，他的反叛激发了保守势力对他的围剿，但这恰恰说明他的人生主题始终在“禁锢”和“自由”这两点上徘徊，这正是一个小男孩的主题：把外面的世界视为是危险的和迫害的，将视野放在自己的巢穴里，而一个男人则会渴望到卧室以外的世界去冒险。
于是他选择了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摆脱现实中的不如意，可以成为世界之王，他一生几乎都在卧室里度过，他穿得最多的衣服是睡衣，他创造了一个可以无限享用美女以及美好生活的梦幻岛，他一生都生活在party和狂欢之中，他迷恋室内的世界，以致有一年他兴致大发和女友冒着风雪到豪宅前院堆雪人时吓坏了周围的人，如同目睹一场突发事件，他们纷纷大喊：“他跑出来了，他跑出来了。”
一个小男孩往往会有两种恐惧：一个是恐怕走出家门被狼群包围；一个是害怕被关在家里无人理睬。前者因为没有爸爸教给他如何与人交往的技能；后者因为没有一个快乐的妈妈陪伴他，让他有足够的力量走出家门。赫夫纳可能两者都有某种程度的缺损——我们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没有足够的滋养。于是小男孩会发展两种方式来应对这两种恐惧，前者是要用一种封闭针来压抑自我的欲望和需要；后者是要用迷幻剂来让自己处于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欲为。前者往往会发展出非常好的适应能力，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成为“乖孩子”，压抑自己的需要，戴上一副完美的面具，面具戴得时间长了，他们几乎会忘掉自己的另一部分。而后者则会完全关注自我，宁愿用幻想覆盖现实。
性实验者
赫夫纳建立了一个性狂欢的帝国之后，争议始终未曾终止，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终生的“性实验专家”，在结婚前虽然也会和一些姑娘勾搭，但从未上过床。婚前一年，未婚妻向他承认和一名教练出轨了一次，她的坦白极大地伤害了赫夫纳。“我们永远也无法回到从前了。”他曾这样说。他的婚姻在风雨飘摇中维系了一段时间后结束，然后是他长达几十年的浪荡史。有人认为他夸大了妻子出轨对他的影响，但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次婚姻是他最接近现实的一次。一个小男孩和一个男人的区别就在于，男人可以从挫折中爬起来继续前行，而小男孩的内心是无法消化挫折的，一次摔倒就足以让他远遁。
几乎所有和他发生过情感的女人都会感觉他是难以置信的自我中心，必须完全依附于他同时忍受他无休止的外遇关系才能继续。赫夫纳一直声称，他的性态度是一种张扬人性的解放运动，其实不过是用一种炫耀自己拥有的优秀性能力和性魅力来掩饰另一种空虚,比如对情感和伴侣没有安全感。他用躁狂的欢乐来压抑与生俱来的寒冷孤寂，这是他孤独的妈妈带给他的，作为妈妈最宠爱的儿子，他一直都承受着来自父亲对性和亲密的恐惧，赫夫纳的祖父因为猥亵十岁幼女而入狱，这也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赫夫纳的父亲会在婚姻中对家庭如此冷漠——远离乱性的父亲，将对情感的需要封闭起来，投入到工作中去。而赫夫纳则接受了父亲对性的渴望和对亲密关系的恐惧，他也是一个冷清的家庭的成员，他一生都试图用各种“肉蒲团”来温暖自己，而这些温暖的来源都是有期限的，到了一定时期，他就要抛弃这些“身体的温暖者”。他从来都没有办法进入到真正的关系中，因为在他看来，一次伤害就足以毁掉他的一切了，这种伤害可能也成为他的托辞，成全他的正义性，同时也成为了他维持自己道德宇宙大厦不倾塌的重要依据之一。
虽然接触了很多女人，但赫夫纳似乎更能和25岁以下的女人恋爱，这些女孩拥有青春的身体，但心智却未能发达，所以他永远可以让自己保持对亲密关系的控制，这虽然可以帮助他拥有“男人的掌控感”，但这不过是小男孩的幻想，有很多女伴都反映过，他似乎想要一个绝对听命于他的“物化”的伴侣，而非有真正情感的女人。一般而言，受过依恋创伤的人，就像镜子被摔碎成片的人一样，本来性与爱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因为受过了创伤，性与爱可能会被分开，当爱无法掌控的时候，很多男人就退而求其次，退回到自我的世界，将女人变成自慰的工具，虽然这样可以让他们免遭情感的伤害，却也让他失去了可以将自己的内心打开的对象，看上去他似乎拥有了无穷尽的女人，但内在却像干瘪的面包，缺失情感滋养。
我们的爱是真正的爱还只是我们的幻想？赫夫纳一生都在做这个实验，但事实上，他的实验对象不该只是有女人参与，更重要的是，一个男孩长大是需要强有力的值得认同的父亲的存在的。赫夫纳坚持用性作为自由主义和享乐的武器，似乎他一生都在和审查制度与保守势力作战，并且连篇累牍地讨伐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许就是在无意识地寻找一个足够强大、可以被理想化的父亲形象的自我化身。
谈谈性 读读书
一个男人来到商店：“我要给我女朋友买一副手套，但我不知道她的尺码。”女营业员把自己的手伸出来：“这样可以吗？”“哦，可以，”男人看了看，“比你的稍微小一点儿。”营业员把手套包起来：“还需要别的吗？”“嗯，”男人回答，“你这么一问我想起来，还要买内衣和内裤……”
这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刊登在《花花公子》杂志上的一则“派对笑话”，教那些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男读者们在举起酒杯面对陌生人时抖机灵用的。关于这本“禁刊”，大多数人的印象始于图像也止于图像——铺天盖地的美女照片，色情的裸露的，或者因为裸露而必然色情的。很少有人想到文字，一本满眼乳房与大腿的男性杂志会写点什么？刚刚那个段子似乎处在某种“正确”的方向上，但还是过于含蓄了。期待看到更露骨的内容？抱歉，作为达尔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崇拜者，在创立《花花公子》之初，文学青年赫夫纳就不准备提供这些。
文学：披着色情外衣的文学杂志
和很多偏执的伟人一样，赫夫纳也喜欢口出狂言，那些膨胀的，充满煽动性的，却不乏魅力的句子。比如在《花花公子》25周年庆典上，他对在场所有娇艳欲滴，或曾经娇艳欲滴的玩伴女郎们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做的就是一本文学杂志。”这句名言流传甚广，重复一百遍就变成了真的——相信没有人会蠢到在翻看杂志时对那些裸体女郎无动于衷，但在性革命以前臃肿压抑的空气里，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借口——无论赫夫纳是真心假借色情的外衣，为你奉上一盘文学大餐，还是灌输给读者肉体与精神一样都不能少的价值观，你都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说：“我买《花花公子》只是为了看里面的文章，真的。”
《花花公子》的文章确实出色。来看看这张名人榜：海明威，纳博科夫，斯坦贝克，辛格，冯内古特，卡尔维诺，厄普代克，亨利·米勒，约翰· 契弗， 欧文· 肖， 索尔· 贝娄，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杰克·凯鲁亚克，菲利普·罗斯，乔伊斯· 卡罗尔· 奥茨……怎么看都像出征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小分队。没错，他们都曾经是《花花公子》的作者，还没算上美国以外的作家：莫泊桑，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毛姆，伍德豪斯，村上春树……仅仅是罗列出这些名字，就让人感受到某种璀璨夺目的“严肃文学”的光芒。
对于如何在春光无限的《花花公子》里打造出一个文学殿堂，赫夫纳深谙此道。他眼光不错，也很有小聪明。制作创刊号时还没有能力下血本购买著名作家未经刊发的作品，他就想办法东拼西凑，像一个等待祝福的新娘，四处搜罗来了“一些旧的，一些新的，一些借来的，一些蓝色的”。比如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薄伽丘的《十日谈》，通俗好看，也不需要花什么钱。然后握着手里仅有的一点资金，请当时30出头的雷·布拉德伯里在《花花公子》上连载他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建立起文名也赚够了资本之后，赫夫纳开出高价，邀请全世界范围内最优秀的作者为他的杂志增光添彩。《Esquire》的编辑Arnold Gingrich日后在他的自传中回忆，1960年代以后，《花花公子》给出的稿费标准让当时其他的男性杂志“无力匹敌”。
高昂的，或者说“给予作者和文学充分尊重”的价格为杂志带来了良好的声誉，越来越多国内外一流的作家愿意为《花花公子》供稿，也可能，以能够为《花花公子》供稿作为跻身一流的象征。于是，信奉“花花公子哲学”的读者们既可以对着一丝不挂的玩伴女郎大饱眼福，也可以在下一页读到纳博科夫的《眼睛》，马尔克斯的《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水者》，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而赫夫纳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在当时美国保守的清教徒文化里首开先河，启发读者们身体的欲望与心灵的智慧同等重要，但绝不会在自己的商业帝国中把二者混为一谈。欲望的部分归玩伴女郎，智慧的部分则由作家们来负责。《花花公子》像一把十种口味的彩虹糖，应有尽有，各取所需。如果只看封面，就以为它是一本彻头彻尾的色情杂志，那么你就把这只长耳朵的小兔子想得太简单了。据说当年王朔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由出版社牵线搭桥，把《玩的就是心跳》里的一些章节翻译成英文推荐给《花花公子》，结果被对方以“太黄色”为由退稿。王朔不明白怎么回事，去咨询阿城，阿城告诉他，要写那种“优雅的，对司空见惯的东西来点儿嘲讽的知识分子小说，类似钱钟书”。王朔想想，“自己比较恶毒，没有那种优雅”，最后不了了之。
而不少作者因为刊登作品，终其一生都与赫夫纳和编辑部保持着友好关系。比如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他的“007系列”最早被介绍给美国读者就是通过《花花公子》。在访谈里弗莱明也说：“如果詹姆斯·邦德确有其人，他一定是《花花公子》的读者，也一定是花花公子俱乐部的会员。”而诺曼·梅勒和约翰·契弗都是赫夫纳派对的座上宾。在1963年的作品《总统文件》中，诺曼·梅勒大肆描写兔女郎的性感与纯真。他对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赞誉有加，喝醉了酒还在这里向《码头风云》的编剧Budd Schulberg单挑，Schulberg没有应战，因为“他曾经拒绝过海明威，不能自降标准和梅勒对打”。而亨利·米勒晚年的传记《MyLife and Times》就是由花花公子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杂志上还刊登了年近80的亨利·米勒和比他年轻40多岁的第五任太太、日本歌手Hoki的合影。旁边则是他的画作，以及与裸女打乒乓球的照片，图注写着：“无论我的对手有多迷人，我都不会分心。”
艺术：将书报摊变成美术馆
据说曾经有编辑在离职之后，私下里吐槽赫夫纳个人的文学水平，让他暴跳如雷。无论出于事实、自恋，还是形象营造的需要，他都始终声称自己爱极了写作这件事。他曾在自家杂志上连载他的大作《花花公子哲学》，触犯了卫道士们的大忌，引来三位宗教人士——分别来自新教、天主教、犹太教的教士——在电台节目里就性道德的话题与他展开激烈辩论。回忆为每期杂志写连载的时刻，赫夫纳表示他深深沉浸其中——“我的生活不只是派对和旅行，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是这样。”他的同事说他写起东西来极其严格，有强迫症，把稿子翻来覆去改得密密麻麻，拖延了杂志印刷和上市的时间，把大家都弄疯了。但他挺享受这种创作状态，还向朋友抱怨，睡觉是浪费时间。“我一直在关注科技新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发明，可以减少人类浪费在睡眠上的时间。俄罗斯人好像搞出了一些新东西……我希望在我把大好人生的三分之一睡过去之前，他们能赶快弄出来。”
无论如何，赫夫纳本人写得好不好都不是最重要的，也见仁见智。但他确实画得不错。从六七岁开始，他就用水彩笔和蜡笔画一些生动的小画，造型和色彩的运用都很新鲜。后来慢慢转成风格成熟的漫画，记录成长过程中大大小小的事件。比如，童年时养的小狗死了，在学校打架，和女孩儿约会。这种喜好也自然影响了《花花公子》的构成。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舆论对漫画的态度很不友好。心理学家Fredric Wertham提出漫画是诱惑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WonderWoman》是女同性恋的偶像，蝙蝠侠和罗宾都是gay”。这种极端的观点导致漫画审查机构的成立，有些杂志学乖了，主动削减漫画的成分，但赫夫纳恰恰相反——别人弃用的漫画家，他捡过来，别人都噤声的时候，他提供自由。
过去，主流的漫画家只出现在《纽约客》和《Esquire》，例如赫夫纳欣赏的Peter Arno、Charles Addams、Eldon Dedini和E. SimmsCampbell。现在，他们也在《花花公子》的乐园里嬉戏。赫夫纳还招募到一批优秀的漫画和插画作者，包括Al Stine、Ben Denison、Richard Loehle、John Dempsey、Buck Brown、Gahan Wilson、ules Feiffer。同时也自己培养新人，比如后来闻名世界的谢尔·希尔弗斯坦（那些简单而引人深思的绘本《失落的一角》、《向上跌了一跤》、《一只会开枪的狮子》、《爱心树》都是他的作品），当初带着作品集来找赫夫纳的时候，他还是个刚退伍的小兵。据说谢尔的爸爸完全不相信他能靠画画活着，谢尔从赫夫纳手里拿到第一张支票的时候也不相信，立刻跑去换成现金，丢在他爸爸面前……后来他在赫夫纳的建议下，带着素描簿环游世界，完成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
赫夫纳提供自由，作为回报，漫画家们提供他们冷嘲热讽的能力。嘲笑大多数人在性问题上的伪善，嘲笑出版物的自我阉割和审查后貌似洁净的空气。对《花花公子》来说，漫画与玩伴女郎一样不可或缺。它不仅让人发笑，也是赫夫纳一直宣扬的“优雅”的体现。赫夫纳鼓动男人们探索生活——真正的生活，不是庸俗的，受限的，被道德和婚姻绑架的，虽然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否在现实里存在。洞悉一切，享受一切，同时以哲学家的超然态度嘲讽一切，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漫画，《花花公子》也涉足其他艺术领域。他们介绍毕加索、达利、Larry Rivers等艺术家的作品，做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家具设计专题，从历史梳理的角度探讨“电影史上的性”，也邀请安迪·沃霍尔、Peter Max为杂志操刀封面设计。1984年，在《花花公子》的建议下，安迪·沃霍尔和杜鲁门·卡波特合作了纪念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的作品。其实赫夫纳的想法十分当代，就像有人想消除博物馆的墙壁，让艺术品进入生活一样，赫夫纳也想消除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局限与壁垒，“把书报摊变成美术馆”。
访谈：从总统、诗人到最坏的坏人
1976年总统大选前夕，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接受了《花花公子》的专访。没有人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让卡特忽然真情告白，说出了一句令全美人民瞠目结舌的话：“看很多女人时我都带着色欲。有许多次，我在内心承认自己犯了通奸罪。”媒体憋着一股坏劲争相讨伐。没想到，这次采访并没有影响卡特顺利当选，相反让民众看到一个“从佐治亚州的花生农场”走出来的“有人性的总统”。对此赫夫纳颇觉有趣。20年前，他在《花花公子》创刊号上发表过一段极具个人主义色
彩的宣言，告诉读者，你拿在手上的这本杂志不关心任何国家大事，也不说大道理，只想在这个焦虑的原子时代，为美国男人找一点额外的乐子——现在，他似乎反悔了，或者说，长大了。赫夫纳发现，《花花公子》不仅有兴趣，而且有能力改变世界。
“花花公子访谈”就是利器。1962年，他们增设了这个新的版块，第一期邀请日后获得普利策奖的撰稿人Alex Haley来采访爵士乐传奇人物Miles Davis，访谈的重心不是音乐，而是种族问题。接下来，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马尔克姆·X（几年之后，两人相继在39岁时被刺杀）、卡斯特罗、罗素、《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作者安·兰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哲、美国纳粹党领导人George LincolnRockwell纷纷登上访谈版面。纳粹党领导人Rockwell的采访也是AlexHaley做的，在事先联系时Rockwell问他：“你是不是犹太人？”Alex肯定地回答：“不是。”Rockwell同意接受采访，见了面才发现Alex竟然是黑人。采访在一名保镖的监视下完成。事后Rockwell告诉《花花公子》编辑部：“Alex以他的才智和魅力迷惑了我……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有白人血统。”
和其他媒体相比，《花花公子》的深度访谈相当专业。谈话时间通常不低于6小时，一般在7到10小时之间，分多次进行，有时会长达40小时。根据实际需要，不限截稿日期，成文之后会以充足的版面来呈现，通常仅文字就从上到下排满整整8页，甚至十几页，有的还 做成系列访谈。在1962年至1974年之间负责访谈部分的编辑Murray Fisher说：“这一过程既像精神分析，又像法庭审判，采访者保留交叉盘问的权利。名人都习惯被采访了，他们对被问过的问题有现成的一套答案。你可以问那些，但是之后别走，要耗尽他们反复使用的防御机制。三四个小时以后，他们就见底了，事情也就开始变得有趣。”
半个世纪以来，与《花花公子》正面交锋的采访对象多达数百人，遍及各个领域。拳王阿里，篮球运动员贾巴尔、奥尼尔、艾弗森，杀妻案主角辛普森，比尔·盖茨，乔布斯，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Google创始人Sergey Brin和Larry Page，影视界巨子Barry Diller，嫁入摩纳哥王室的奥斯卡女演员Grace Kelly，马龙·白兰度，奥森·威尔斯，伯格曼，费里尼，库布里克，波兰斯基，科恩兄弟，披头士，BobDylan，还有一众红透美国的喜剧明星都曾与《花花公子》的记者促膝长谈。其中最具命运色彩的是，小野洋子夫妇接受访谈的那期杂志，在列侬遇刺当晚上市。
归根结底，无论是文学、艺术、思想或者色情，赫夫纳自始至终都在贩售一种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花花公子》看起来像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独立，优雅，博学，自由，还有那么点儿致命的热情和幽默——只不过这样的男人从来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如果一定要用“属于”，那么，他属于全世界。
感谢《新视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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