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的新年刚刚过去，但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什么。也许是因为疫情猖狂的缘故，平日年节里常听到的麻将声，也不再响了。牌瘾再大的人也只能通过线上麻将来过过瘾，但眼神里完全没有平常打手搓麻将时的光芒。可见，有时新的东西虽然更方便，却没有旧事物那么有温度。
好像每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中，都要有那么几出麻将戏才算过瘾。《色戒》你看过吧？当初最吸睛的那几出戏看过就看过了，也没有想要颠来倒去反复观看的冲动。倒是那几场细致的麻将戏，每一分钟都值得仔细琢磨，几位太太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对白，每一次出牌，满满的都是故事。打得哪里是麻将，明明是人生。
这几场麻将戏的确重要，要不然张爱玲为什么在《色戒》小说的开头就提到这场戏？“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但就这几个字，我们也能看出上海人的精致。别的不说，你看上海人说玩麻将的动词就能看出，一个“搓”字，是一份慢悠悠的清闲。
上海麻将，要慢慢搓
一个“打”字，透露出了急匆匆的态度，入章和出章就在一刹那，肾上腺素也飘起来了。而“搓”字就不同了，是慢慢地，细细地将一百四十四张牌砌成四条龙，再文雅泰然、慢条斯理地摸一张出来，轻轻地放在自己面前。
麻将牌也不大，用竹子或者骨质来做牌面，完全是手工刻花，慢慢雕出来的细致活。曾看过香港一位名叫何秀湄的师傅用亚克力来演示手工麻将的制作，几把刻刀，一支钻子玩得炉火纯青，轻飘飘地过几下，坚硬的原胚上就落下了深刻的痕迹，再用墨水抹一下，一只做好的麻将牌就粗雕出来了。熟手如她，雕出一副麻将来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她手上的麻将牌目测比《色戒》中出现的上海麻将牌还要大个几分，那时的师傅们要想在这又硬又脆的方寸之地雕出一副牌来，还真得拿出豆腐雕花的手艺来。
上海的麻将桌也挺有城市特色，旧时上海的麻将桌用的是八仙桌，四边都有一道高出台面的楞边，再各配四个放筹码的小抽斗。楞边有讲究，旧时上海人搓麻将都会在台面上铺一层薄厚适宜的毛毡，再在上面铺一层浆烫过的台布，台布四角用布条紧紧绑扎在四只台脚上——可有门道，松紧程度得用一只硬币扔上去可以蹦弹起来为准。这道楞边，此时可以稳定这层毡单，搓麻将时既顾忌到场上选手们的手感，又保护了精致的牌面不被磨损，同时还让布料吸音，照顾到了四周邻舍。
要想搓上海麻将，还少了一味料。老上海人搓麻将，还要在各人桌前放一把戒尺。砌好牌之后用戒尺将牌垛得“煞煞齐”，要和了就拿起这把尺，“啪”地一下将牌推倒。嚯——好大的气势！
当然要有这种气势！正宗的老上海麻将胡一把是需要运气的，它们讲究做花头，至少从碰碰胡及以上的番型才允许和牌。这让我这种只爱打快速的长沙麻将的人看着都急！长沙麻将多好和，手上一对将牌，再凑三句话就跌倒胡了。要让我把把牌都往大牌做，非得把我急哭不可。
但老上海人可不这样认为，搓麻将说到底还是玩，这么着急做啥？20世纪50年代上海弄堂里传着这样的儿歌“……淘米烧夜饭，夜饭吃好了，电灯开开来，麻将拿出来……搓搓小麻将呀，来来白相相呀……”啊呀，适意！
这份适宜还不光体现在打麻将的不慌不忙之上，老上海人打麻将还讲究吃点点心。旧日上海仲太太沙龙里，打个麻将要女主人端来栗子羹，递上撒过宝剑牌消毒水的热毛巾。普通人家没这么多讲究，但再不济也要有点赤豆汤和酒酿丸子，走几圈，吃一点，悠然自得。你看，《色戒》里的易太太不还招呼着各位牌友别忘了吃那滚烫的鸡丝馄饨嘛！
麻将精雕细刻，还只能做花头大牌，打着打着还要吃个点心啥的。你说，这样的麻将是不是只能慢慢搓？
搓的何止麻将，更是人情
麻将搓得这样慢，自然故事就会多了。小小一张牌桌，也是一场上海浮世绘。
女作家榛子曾写过一篇名为《凤在上龙在下》的小说，记录下了新中国的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四个牌友在新年新禧当中打了一场离别的麻将，女主角沈小琴即将离开上海，在麻将桌上通过放水来报恩。三位牌友面前的钱蹭蹭地涨，大家心知肚明，却也不戳破这一切，只是默默地接受着好友这一腔难以吐露的情谊，这场原本只是为了消遣和休闲的游戏，变成了一曲报恩曲。
在牌桌上送出人情的不止是给主人，还要给平常端茶送水的阿姨帮佣留一份。常聚的几家牌友，每次酣战之后都会自觉地留下一些零钱，俗称“茶包钱“。这份茶包钱既是对主人家热情好客的感谢，也是给阿姨的一点补贴——茶杯里的茉莉香片，茶盘里遗落的果脯蜜饯，还有那用来净手揩面的热毛巾，哪一件不是阿姨准备好的？虽说主雅客来勤，但上海处世哲学里“拎得清”三个字特别重要，主人家给的月薪是伺候主人的，客人还是要客气一点。如果每次都请阿姨吃“空心汤圆”，舍不得这块儿八毛的茶包钱，当心阿姨下次连眼角都不瞟你，看你还敢省掉她的“开销”？
“牌品即人品”也体现在了上海麻将文化当中，思忖一下，的确有道理。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风度并不算难，难的是在极端情绪下依然可以维持风度，在千变万化的牌桌上，人的品性多少都会流露出几分。在旧日上海，选择合作拍档或者聘用员工，在下最后通知前往往都会约上一场麻将，“相个面”，输钱之后碎嘴不断摔牌骂骰子的人，往往不光输了小钱，更输掉了一起共事合作的机会。
赢钱的人也要保持风度。你看《围城》里的方鸿渐，一时得以便得意外形，四圈下来，独赢一百多，心里还美滋滋地想：“假如这手运继续不变，那獭绒大衣便有指望了！”好小子，打“看亲”牌居然敢赢钱？面对“潜在岳母”输钱之后，还不忘提醒她忘记给钱了，看来方鸿渐爱獭绒大衣比爱张姑娘多。
牌桌上，当然也是交换消息的好场所。王家姆妈和李家好婆一起打麻将，不经意透露出要找个保姆的消息。赵家要搬迁，刚刚辞退了王妈，李家好婆顺嘴就推荐了过去。在信息远没有现在通达的旧时光里，牌桌上也可成为街坊邻里的消息集散地。
当然，在上海麻将桌上，除了这些隐性的人情往来，也有显性的社会关系。八只手在桌上飞舞，大家是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一两圈麻将下来就知道了。一样是在《色戒》里，王佳芝懊恼的不是一直输钱，而是在这帮太太面前“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
如果你不是上场的玩家，而是眼观几家牌的看客就更有意思了。你看这边的人手气颇旺，却一直不敢叫听，而是一张张地喂别人吃，就知道他是有求于人；上家和下家明显是杠上了，你要吃我就偏碰，自己不胡都不能让你得意，看来是在往日里早已结下梁子，这次不过是正面较量一下。小小一张麻将桌，也成了反映社会关系的多棱镜。
在王安忆的《长恨歌》里，严家师母这样看待麻将与人生的关系：“倘若是指做人，那未免过于消极，不如麻将来得周全：天时地利，再加上用心思，缺哪样都不行，那十三只牌的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既是给人机会，也是限定人的机会，等到一切都成功，却还要留一只空缺，等着牌来和；这真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才是做人的道理。”
上海麻将里告诉我们：要在这十里洋场混开，除了智商、情商，还要有运气，少了哪个都不行。
城市的脾气，就在这张牌桌上
我对上海麻将的兴趣来源于对于其它地方麻将的对比。
回长沙时，走过自己长大的那条小巷，在还没算在四边小区当中的小麻将馆的前提下，光百米距离的街边就有三家麻将馆，人声鼎沸，里面都打的是“转转麻将”（多人参与，胡牌下位，不做大牌型），图一个方便快捷。长沙麻将也不带花牌与字牌，就靠万、条、饼来拼牌型，非常容易胡牌，除非牌特别好，很多时候抓到平庸之牌时干脆“舍大保小”，甚至会故意放炮给别人，只为了他人能胡，坏掉别家做大牌型的阵脚。
在国外时，打得最多的则是四川麻将，打四川麻将时，要先得缺一门再打，打起来也是很刺激的，特别是大牌型几乎已经凑好时，却一直进缺掉花色的章子，别家又在出铳，距离胡大牌只有一步之遥，真的是又急又气，恨不得狠狠地摔一次麻将牌才能吐出那口不平之气。
广东牌又不同，打法简单，节奏快速，玩的是鸡平胡。打起来热火朝天，师奶们提枪上阵，日常的柴米油盐让她们的思维迅速，一看对方出的什么章，就知道对方听的哪张牌。打起来快而迅猛，因为胡的牌型多，为了不点炮，抱着宁愿流局的心态在打。有时出错章，让对方碰了一槛牌，都会想起是不是今天早上出门时看到了比丘尼化缘，才会犯这种错误。啊呀，赶快说一句：“大吉大利。”
和他们相比，传统的上海麻将真的太慢，也太注重技巧了，似乎每一步都需要仔细考量，权衡一下是否能出一样。打着打着，就会发现四个人都在“摇铃”（上海话，意思是自己不打生张或铳牌防止对手和牌），牌桌上都是一些老面孔，上海人性格里的谨慎仔细在麻将桌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另外：打“清混碰”的时候，也能体现出上海人的细致，不光要顾着自己手上的牌，还要盯着剩余三家的牌，以防胡一样的牌型，一番心血一场空。
但上海麻将也不是没有豪爽的，“算花”的规则也让这张游戏充满了竞争力。别看很多场麻将都是姆妈和爷叔之间的较量，但这里面是一条香烟、几瓶老酒、一条新裙子和几条丝巾的竞争，谁也不肯轻易认输。虽然现在“清混碰”已经逐渐消失，“集体敲麻”占了主流，但听牌时那充满仪式感的一敲，多少还是敲出了海派文化中仪式感的余韵。
但你要说上海市井麻将中最入骨髓的一点，应该是“实惠”二字。纵观上海麻将的演变，从早期的“清混碰”到现在流行的“集体敲麻”，“辣子”这个独一无二的概念一直植根于上海麻将文化当中。大家说好打多少封顶，不伤和气。搓麻将，在此时更像是一个大家借来相聚的由头，一起搓搓麻将，讲讲笑话，闲来无事，白相相。
随着现在人们娱乐方式的增多，麻将似乎变得越来越隐形。现在的青年人们，呼朋唤友在家竹戏几轮的景象远没有从前那么多。但随着节庆时分的临近，家里人免不了要打两场麻将，哄长辈开心一下，变着法儿地送几张钞票做麻将骰子，给解解他们戾气。要我说，打麻将的精气神要好好地学学老上海人，气定神闲地打，在呼啦啦的麻将声中，享受这一份难得的安静与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