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是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也是日本公开决定将几百万吨具有放射性元素的废水排入海洋的元年——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话。
这个消息无异于给国际舆论场投下一颗核弹，举世震惊。尽管东电声称，这批核废水已经经过净化，达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所谓“安全标准”，甚至“可饮用”，但没有一个核专家愿意出来喝一杯，连日本首相菅义伟也放弃这个“作秀”的大好时机，哪怕净化后再稀释，也终究不愿入口。
严格意义来说，福岛的核事故与核废水是根本前所未有的先例。在国内被抨击的IAEA，也从未给过真正意义上的排放许可（在这些问题上的解析，请参考沈逸老师4月13日的视频）。作为全球洋流最活跃的区域，日本的这一举动非同小可，排核废水全球买单，日本是否真的可以不受约束？目前我们面临最严重的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科学问题？
世界太复杂，今天，我们无意探讨政治，而排放核废水对世界环境的影响究竟能到什么样的程度，也远超我们的知识范畴。在这里，我们只想（也只能）从人文的角度来观察，窥见日本社会的心理矛盾。
为什么日本人满怀深情地赞美自然，对资源珍惜到吝惜的程度，却为自然带来不可思议的破坏？他们为何一边礼数周全地道歉，一边做出这样灾难性的举动？他们明明是号称世界上“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大和民族”，却又不惜为世界制造最大的麻烦？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名为《巨浪下的小学》，2018年福里奥文学奖得主。
这是由一位旅居日本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撰写的纪实文学。他花费六年的时间，一次次走访受灾地，采访百余人。忠实地记述了十年前311大地震引发的海啸所导致的一场严重学生死亡事故，以及之后的六年的时间里，日本家长们哀恸的抗争，与一只看不见的怪兽注定失败的缠斗。
结合最近的新闻，这个发人深省的非虚构故事似乎更增添了现实意义——我们得以窥见日本心理的一隅。也许它也能从某些方面解释，为什么拥有世界上最先进防震技术和顶尖科技的日本，会让福岛核电站遭遇比切尔诺贝利更严重的核危机。
掩藏在灾难之下的幽暗人性，从来都比灾难本身更为震撼。
大川小学的哭泣
故事发生在十年前，起因是一场天灾的降临。
地震在日本这个火山岛国从来不稀罕，但是一场“让地轴偏转6.5英寸、让日本列岛向美洲大陆偏转13英尺”的地震也绝非平常。更重要的是它引发的海啸，被采访者们甚至不约而同地用了同一个比喻：“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颗原子弹。”
“水代替了火，淤泥代替了灰烬，鱼和淤泥的腥臭代替了烧焦的木头和滚滚浓烟。”
在这场灾难中，日本死亡加失踪共计27593人（与之对比，印尼海啸的死亡人数逾30万）。面对人类历史上第四严重的天灾，日本的应对和最终的结果值得全世界尊敬。他们的确拥有顶级的防震建筑，还有面对灾难最训练有素的国民。
而在日本的强大防灾体系中，又数学校最为安全。日本的学校选址多在山坡和高地上，是最抗震、监管最严格的建筑。学校每年制定防震手册，具体到每一个行为步骤的细枝末节，还有一次次的演习。
311东日本大地震依然体现了学校的高安全度，在9级的强震下，没有一所学校倒塌，直到后续的海啸淹没了9所学校，造成75名孩子的死亡。这其中有74个，都来自大川小学。
这场灾难对大川小学来说是毁灭性的，学校中78个孩子和11名老师几乎全军覆没。
我们无法想象这些家长们踏入被毁灭的学校时，被怎样巨大的震惊和痛苦淹没。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这样描述看到自己心爱小女儿的一幕：
……我抱着她，把她扶起来，一遍遍叫着她的名字，可是她不答应。我试着给她按摩，想要她恢复呼吸，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我擦掉她脸颊上的淤泥，又清出她嘴里的脏东西。我不停地擦啊擦……我既没有毛巾也没有水，我就用舌头舔她的眼睛，想要清除掉那些淤泥……
但家长们没有想到，更大的痛苦与愤怒，是在听到幸存孩子回忆班长与班主任老师的对话之后：
“老师，我们到山上去吧。”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老师只是让他们安静下来，并告诉他们待在原地。
地震发生在下午2:46，学校的钟表最终停在了下午3:37，也就是大水导致电路中断的时间。而学校南边就有一个比海平面高几百英尺的山地。海啸警报一次次发出，甚至连一个孩子都能看出问题的关键。
于是家长们想了解一个问题：在这足够漫长的51分钟，大川小学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怕的“耻感文化”
所有亡童的家长都无法原谅副校长石坂，尽管他也在那场灾难中死亡。
日本学校每年都需要准备一本应急手册，专门针对火灾、疫情、地震、洪水等。在地震与海啸的那一栏，大川小学的手册上写着：
主要疏散地点：学校操场
发生海啸时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等
在已经知道海啸来临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往高处走。但石坂副校长却站在操场上，迷惑不解地看着这行语焉不详的文字：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大川小学的附近没有公园，而空地究竟是哪一块空地？
如果你读过《菊与刀》，大概会对“耻感文化”的定义印象深刻。这位美国人类学家认为，日本的文化心态是注重廉耻，这种文化中非常在乎“他人”的目光与议论，注重自觉、自律。行为被诸多外在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人人都以被排斥为耻。
这种心态的根源也许来自农耕社会的家族制，个人对集体的强依附。它在日本被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谨小慎微，在小事上道歉格外用力；他们彬彬有礼到几近虚伪，生怕自己在人群中不合时宜；他们的语言惯于打太极，极度排斥被当做“代表”。
然而，这些都是“耻感文化”的表象，隐藏在更深层的，是对“承担责任的恐惧”。
石坂副校长被这种情绪裹挟，盲目地认为在没有明确答案的前提下，保持不动是最谨慎的决定。甚至在有男孩子忍不住往山上跑的时候将他们呵止，要求他们重新回（zou）到（xiang）操（si）场（wang）。
如果说副校长的犹豫不决是这种恐惧的典型代表，那么校长柏叶则展示了这种文化心态的另一个侧面——他们在大事上闪烁其词，本能地拒绝对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
柏叶校长在灾难发生的下午恰巧不在学校，这不是他的错，但他之后行为令人不可理喻。他没有一次参加搜救（象征性的都没有），他时隔很多天后来到学校，却回避遇难者家长，做的事情仅有回答媒体提问并四处拍照，并且担忧地寻找学校的保险箱，逃避真正严重的问题。
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则更加平静，他们面对悲愤欲绝的人们，依然保持着可怕的礼貌，耐心而疏离地听着哭诉。这些人只以最正式的语言表达哀切，并以此掩饰他们的无所作为。更可怕的是，在大川小学的事故之后，日本对于涉事官员惊人地宽容，几近对受害者的侮辱和挑衅：
石卷市没有一名雇员因此被解雇、处罚或正式批评。毁坏了幸存孩子采访记录的加藤茂实反而在第二年被提升为石卷市一所小学的校长。
在巨大的灾难和悲痛面前，在最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时候，日本广受赞誉的谨慎与周到似乎成为了一面坚不可摧的障壁，成为了一只冰冷的怪兽。他们毁坏幸存孩子对“老师拒绝听从孩子们上山的恳切请求”的采访资料，请专家出具一份不温不火的事故调查报告，期待尽快抹平这桩悲剧。
个体的同情心被集体自我保护的本能扼杀，化作公事公办的官腔，拒绝做出符合人情世故的反应。正如作者在书中的总结：
他们乐于表达悲伤和哀悼，也愿意贬低自己的价值。可一旦要承认个人的疏忽或系统性的制度失败，就没有人迈出那一步。
这只怪兽力量如此强大，只要人们愿意向它臣服，它就能牢牢把这些人庇护在属于集体的铠甲之下。在这个“不针对某一个人”的铠甲中，一切罪行都被包容，一切良心的谴责都被安抚——只要还被保护着，最不是最糟糕的事。
看不见的怪兽
这只怪兽的可怕影响力还不止于此。
如果说，事故责任人一方做出这样的举动尚且可以用人性来解释。但这场灾难中，暴露出更多令人不可理喻的日式细节。
紫桃佐代美，即上文引用中那名痛苦的母亲，是要求官方承担责任、寻找真相的中坚力量。她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执行力，但却遭到了其他死亡学生家长的反感乃至怨恨。
在一部分死难者家属看来，佐代美他们不依不饶地施压是一种“妨碍”，制造了人们的社交尴尬。他们直率地表露痛苦，无异于对更多人的激怒和羞辱，他们在公开会议上批评政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无礼行为”。
在大川小学事故中唯一存活的成年人远藤老师，在面对所有痛苦的家长时发表了一通谎话连篇的证词。在之后的8年间，他始终一言不发。即使被传唤出庭也拒不出席，并受到政府的保护。而救下大川小学仅有的几个幸存者、揭穿了远藤老师谎言的汽修店老板，却被悄无声息地孤立。他的好友提醒他保持缄默，而他原本与政府相关的生意，都被默默交给了竞争对手。
他们都遭遇了这样悄无声息的“集体谋杀”。
集体之中的日本人习惯轻描淡写，习惯隐忍，甚至本能地厌恶采取法律手段——因为这是羞耻、不光彩的。这些“潜规则”编织成一张网，是对有罪者的保护，也是对无罪者的禁锢。但是少有人愿意挣脱，因为这意味着迅速成为众矢之的，和那个“需要承担责任的人”。
“孩子们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紫桃佐代美说，“我们向它发泄愤怒，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就好像一团黑影，没有人类的温暖。海啸是个看得见的怪物。可是，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
它的确永远存在。
这只怪兽张开铠甲，那些不愿承担责任的人瑟缩在它的背后。它让文化缺乏自省力，也缺乏自制力，一旦失去强制力量的制约就会做出无所顾忌的行径。而我们，也只能将它模糊地概括为官僚作风和集体逃避主义。
东日本大地震的悲剧似乎被怪兽掌控。它曾在十年前的海难中吞噬了74条年轻的生命，也是它酿成了福岛核电站七级安全危机；在十年后，它化作将被倒入海洋中的核废水，继续侵吞这世界。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海洋中是否会冒出哥斯拉毁天灭地，但是的确有一只怪兽，看不见的怪兽，还藏在人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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