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布鲁克斯《社会性动物》书摘
——人性的新科学将会怎样诠释生命的意义？
研究人员在人类心理领域的探索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填补了日渐衰退的神学和哲学所留下的缺口。
（插图来源：《纽约客》/Philippe Petit-Roulet）
“沉着阶级”的短板
“沉着阶级”在经历了繁荣与萧条、狂热与崩塌之后，再一次回归人们的视野。这一阶级成员的挣钱手段，靠的不是对冲基金之类的生财之道，也不是去争取什么较高的金融评级。他们的发展历程是步履坚实的。他们在学校里拿到漂亮的成绩单，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进入优秀的公司企业，从事医疗行业或者律师事务。他们拥有的财富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像细雨润物那般水到渠成。
试举一个“沉着阶级”的典型例子来说吧。你看，他的午餐是在阿斯彭或者杰克逊霍尔的一间露天小酒馆里享用的。他刚刚从中国回来，正在为了抵御乳糖不耐症而进行500英里自行车耐力骑行，顺路再参加一场公司董事会议。他相貌的英俊超越了性别，他身上的脂肪比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大卫”雕像还要少几分。当他双腿交叉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是那样难以名状地苗条修长。他几乎没有真正的“大”腿，他的大腿就像是另一截优雅的小腿。他的声音是那样沉着而又稳重，奥巴马的口才跟他比起来简直就像是山姆·基尼森那么笨嘴拙舌。他是在“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上结识他的妻子的。那时候，他们俩恰巧都戴着同样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手镯。他们是绝佳的天生一对，唯一能让他们关系紧张的事情只有各自的锻炼习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前精英阶层的男士都花大量时间去跑步和骑车，这样他们下半身的肌肉才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另一方面，精英阶层的女士则把不计其数的注意力放在锻炼四肢躯干上，比如二头肌和前臂，这样她们就可以整个夏天都穿着无袖的连衣裙，还可以赤手空拳地砸碎岩石。
这一阶级的成员每年都会在度假山区举行几次聚会，他们都只拎着一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手提包。（当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时，你就不需要携带那些基本不会打开的行李箱了。）一到那里，他们就会跟160英磅重的大狗玩耍，因为豢养这种身高达到天花板高度三分之一的大狗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他们还会细数自己家族在遗传学上的惊人变化（他们的祖母面似格鲁德·斯坦，而他们的孙女却貌比乌玛·瑟曼）。到了夜间，他们将会一边徜徉在旅游度假社区的步行街上，一边舔食着有趣的意大利冰淇淋，而路人则会不由自主地鼓掌相迎。
有时候，你会在意式冰淇淋店里遇上一个年轻人，他是这一阶级的新晋成员。他正在犹豫踌躇，不知道是该选择云莓口味还是姜汁石榴口味。你会发现，他本应具有的平衡、冷静的过人品质，都被这种焦灼不安、优柔寡断给破坏了。与众多的美国人一样，这一阶级的很多成员也普通拥有一种茫然的感觉，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巨大的文化偏见所扭曲。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总是对职业技能的发展提升十分重视，但在那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却语焉不详。这些年轻有为者在每一项足球技巧、每一道微积分难题上都可以得到悉心指导；但是一旦碰上他们最重要的决定时，比如与谁结婚或者与谁交友、什么是爱或者什么是憎，他们都只能自力更生。他们也无法获悉，如欲获得最高成就，他们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具备怎样的品性。智力因素、学习成绩以及就读名校，这些东西跟自我实现并没有太大关系，也不能跟杰出成就等量齐观。他们对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特质知之甚少，不管是参加什么样的指导课程，课堂上永远无法教给你这些特质——理解他人和鼓舞他人的能力，判断形势和认清潜在模式的能力，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承认并改正自身缺点的能力，憧憬选择性未来的能力。总而言之，这些成功人士感觉到，他们总是在面临自身需要的问题上捉襟见肘。
思维和感性的认知科学
为此提供帮助的是各种千奇百怪的领域。我们正生活在一场意识的变革之中。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遗传学家、神经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研究人员，在人类心理领域的深入探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的研究工作远远不是枯燥无味的唯物主义，而是照亮了暗藏在水下的丰富世界，那正是我们性格形成和才智滋长的地方。他们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情感、直觉、偏见、渴望、倾向、性格特征和社会联系，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的文化所极少谈及的。脑科学有助于填补了日益衰退的神学和哲学所留下的缺口。
这些研究的一项核心发现是，对我们起着首要作用的并不是有意识的精神活动。有意识的思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外界环境的一种方式，但是潜意识却开辟了其他具有更强适应性的途径。过去三十年里的认知科学革命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它强调了其中一部分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它认为情感胜于纯粹理性，社会联系胜于个人选择，道德直觉胜于抽象逻辑，感知力胜于智商。它使得我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介绍一个人的成名史，在讲述传统的表面故事的同时，还可以深入探寻内心世界。
为了更好地讲述这个内心世界故事，让我们共同来研究一位身处“沉着阶级”的年轻人；不过毫无疑问，这样的故事也适用于其他阶级的人们。不妨把我们的主人公起名为哈罗德。哈罗德的内在思维训练从他出生前就开始了。早在哈罗德是子宫胎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聆听母亲的声音，并且日渐耳濡目染。一个法国婴儿如果在子宫里长期听着德语的话，他出生后的哭声会跟其他法国婴儿不同，这是因为法国婴儿在出生前通常接受的是法语声调。一个婴儿如果在子宫里听过《帽子里的猫》这一童话故事的话，他出生后如果听到同样的故事就会有节奏地吮奶，这是因为他可以认出同一诗文的节奏韵律。
跟所有的婴儿一样，哈罗德刚出生的时候也与母亲心意相通。他盯着她看。他模仿着她。他的大脑中流动母亲的爱意。（实验表明，母老鼠对小老鼠舔得越多，喂得越多，那么小老鼠的大脑里就会有更多的突触连接。）反过来，哈罗德的母亲则理解着他的情绪。于是，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基于触觉、视觉、嗅觉、节奏和模仿的对话关系。在哈罗德大约十一个月大的时候，她的母亲对他的了解比她对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尽管他们二人之间从未交谈过一个字。
很快，哈罗德的大脑就分化出一种模型，使他懂得怎样与人沟通，以及怎样让他人成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在母亲的引导之下，他开始确信，假如他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会被人接收到。再后来，他具有的安全感使他能够敞开心扉，探索这个世界。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四十二个月大婴孩的亲子依恋模式来预测他们当中哪些人能够从高中毕业，这种预测的准确性能够达到77%。其中，婴儿时期属于“安全型”依恋模式的孩子，长大后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夏令营里，往往更容易交到更多的朋友。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往往更注重真实性，而不那么看重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光辉形象。根据日内瓦大学帕斯卡·弗尔蒂卡的研究结果，婴儿时期属于“回避型”依恋模式的孩子，长大后在社会交往中，大脑报偿性刺激区域表现出来的活性往往较低。那些拥有不幸童年者，当他们年届古稀之时，孤身索居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三倍。孩提时期的生活经历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但是它会产生一种固有路径，这种路径可以在后来的经验中改弦更张或者得到加强。
再过几个月，他四岁了。哈罗德坚持认为，他是一只在太阳上出生的老虎。他的父母想要让他承认，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医院里出生的小男孩，不过他总是会一本正经地加以否认。“我是一只老虎”，这看上去好像是个很简单的想法，但是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够将“我”这一复杂概念和“老虎”这一复杂概念给混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实体。随着哈罗德的不断成长，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将不同的想法加以融合。正如毕加索那样，他在创造力的巅峰时期将“西方绘画”的概念和“非洲面具”的概念结合在一起。
纵观哈罗德的一生，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够感受着别人的感受。虽然他没有用自己出众的学术才华来使老师为之叹服，但是即便在幼儿园里，他也能够告诉你班上谁和谁是朋友，他已经意识到社会化网络的存在了。科学家曾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是通过观察对方并根据积累的数据来建立假设的。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在本质上更像是一种体验派演员，我们对他人的了解是通过模拟对方的回应来实现的。当哈罗德在高中的时候，他可以在食堂里四处走动，并融入到每个小圈子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化形态中去。他可以说出哪个小圈子允许服用毒品或者接受乡村音乐，哪个小圈子不允许；他可以说出某个女孩子同时在跟多少男生交往，并且没有遭人非议。有些小团体有3个人，有些则是7个人。大多数人总是觉得，别的小团体要比自己所在的小团体来得同质而和谐。哈罗德可以从小团体内部来观察他人。当他和“模拟联合国”之类社团的孩子坐在一起时，他可以猜出其中的哪些人想要脱离“书呆子”的小团体，而加入“优等生”或者“运动员”的圈子里去。不管是在哪个小团体，他都可以感觉到这些的成员里，谁是领导者，谁是爱开玩笑的人，谁是和事佬，谁是冒失鬼，谁是组织者，谁又是不愿出风头的观众。
哈罗德在学校里的关键技能之一，就是同老师建立联系的能力。我们已经花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去重新调整和优化学校教育，不过事实是，人们总是更容易从自己喜欢的对象那里学习。在上高二的时候，哈罗德开始对他的历史老师泰勒女士产生极大好感。他所看重的不是课程传授的知识本身，而是她思考问题的方式，或者她倡导的学习风格。例如，泰勒常常会对班的同学说，她自己懂的东西是多么地少。人类是过度自信的机器。为了衡量企业主管们对自身行业的认知情况，保罗·J·H·休梅克和J·爱德华·拉索曾对超过2000名高管进行了问卷调查。广告业界经理对自己给出的答案充满自信，认为有90%的几率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些回答中有60%都是错的。计算机从业者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有95%的机会是正确的；不幸的是，这些回答中有80%都是错的。在受访者中，高估了自身成功的比例高达99%。
泰勒女士总是提醒同学们，她自己对于情境和形势的把握是多么地有限。她会说：“抱歉，我太容易分心了。”或者是：“抱歉，我有时候会太急于下结论。”通过这种方式，她把人类精神力量（大脑的处理能力）和精神素质（产生实践智慧的心理优势）之间的区别传达出来。她强调了在做出决定之前收集两方矛盾信息的重要性，根据证据的强弱来校正确定性程度的重要性，在答案清晰的时候仍然保持长时间不确定的重要性，以及纠正自身偏差的重要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在他的著作《智力测试缺失了什么》（2009）中写道，这些“思维倾向”与智商的相关性是很弱甚至没有的。但是，由于泰勒女士是如此地重视这方面的德行，也由于哈罗德是如此地敬佩她，所以他消化并且复现了她的这种思维方式。
当哈罗德长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快乐充实生活的道路上，而组成他幸福感的各种元素跟他简历上的字句无甚关联。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有这样一个论题，那就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幸福。所谓的幸福，一面是小说《在路上》，另一面是电影《美好人生》：前者赞美的是生命的自由和冒险，后者称颂的是生命的根源和联系。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已经揭示，人们内心所真正追求的东西是联系；所以，《美好人生》是对的。加入一个团体，即使是每月举行一次聚会，这也会让你的幸福感增长一倍，你的收入也会随之翻一番。根据丹尼尔·卡内曼、艾伦·B·克鲁格等人的研究，与幸福感最为密切相关的日常活动往往是社会性的——性交，下班后的交际，与友人共进晚餐。与幸福感最为关系紧密的许多从业人员也都是社会性的——企业客户经理，美发师。
年轻的美国男士并不是以追随自己的情感而闻名的。不过哈罗德意识到，他是一个社会性动物，而不是劳作性动物或者纯理性动物。于是有一天，他前去跟一名女性相亲；这位女士将会成为他的妻子，不妨称呼她为埃丽卡吧。鉴于兹事体大，我们可能要在这件事情上略微停顿一下，探讨更加深入一些的细节，从而反映精神和意识是怎样发生内在相互作用的。
从相识到婚姻
哈罗德和埃丽卡第一次的四目相接是在巴诺书店门口。他们满面笑容地走近，随之而来的就是深层而又原始的过程。哈罗德喜欢眼前的这一切，从完美的腰臀比例到白皙的肌肤，所有的细节都表明了她的健康身体和生育能力。他欣赏着埃丽卡脸上洋溢的笑容，还不自觉地注意到她眉毛的末端是下弯的。眉毛的这一区域是由眼轮匝肌控制的，而不受意识的操控。因此当眉毛的尖端下拉的话，就意味着这种笑意是真实诚恳的，而不是强装出来的。
埃丽卡心目中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各地的女性总是倾向于选择那些体态匀称、年龄稍大、体长稍高、身材稍壮的男性。不过跟哈罗德相比，她显得更加谨慎，在信任的问题上也更加地迟滞。这一部分是因为，更新世的男性只要稍微瞥一眼，就可以根据生育能力状况来选择伴侣；这个问题对更新世的女性来说则显得更加棘手。人类从婴儿开始，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实现自给自足，一名单身女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难获得足够的卡路里来养活家人的。她必须要选择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不仅要能够提供精子，还要能够继续养家。这也是男性总是比女性更迫切想要云雨之欢的原因。各种各样的研究小组都曾进行过一项简单的调查。研究人员雇下一名女性，让她去大学里找那些男生，要他们跟她上床，超过一半的男生都同意了。然后，研究人员让一名男性去接近大学里的女生，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几乎没有一个人答应。
所以，埃丽卡的潜意识是在寻找值得信任的迹象。约克大学的马里昂·伊尔斯和欧文·西尔弗曼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女性对细节的现场记忆能力，要比男性熟练60%至70%。在过去的几年中，埃丽卡运用她的观察能力放弃了多种类别的男性，这些人原本可能是潜在的配偶，有一些还是非同寻常的。她曾拒绝了身穿巴宝莉服装品牌的男性，因为她无法想象她的后半辈子都要面对着一模一样款式的围巾和雨衣。她眼中喷洒香水的男士，就像是丘吉尔眼中的德国佬——要么趾高气扬，噎你半死；要么低声下气，匍匐在地。她也绝不会接受那些戴着运动类首饰的男性，因为她的男友绝不应该爱德里克·杰特比爱她更多。
当哈罗德靠近她的时候，她正偷偷望着他。普林斯顿大学的雅尼娜·威利斯和亚历山大·托多罗夫研究发现，我们对他人的可信赖度、个人能力、攻击性、喜爱度等认识，在初次见面的0.1秒内就已经形成。第一眼形成的第一印象，往往与日后深入交往所获得的感受惊人地吻合。埃丽卡还注意到，哈罗德虽然相貌出众，但并不是那些自以为长得好看就不注重幽默感的人。他身材高大，这足以让人产生自信；一项研究显示，每一英寸的身高大约可以折合成现代美国的六千美元年薪。然后，哈罗德走上前来，说了声你好。
虽然有互补相吸的说法，但是人们往往还是会爱上那些与自己类似的人。甚至还有证据显示，人们更容易选择那些鼻子宽度或者两眼间距跟自己近似的人做伴侣。在共进午餐的时候，哈罗德和埃丽卡很快就发现，他们之间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会对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报以很深的鉴赏之情，诸如松饼、汉堡和冰茶。他们也都夸大了自己在高中学校的知名度，而且对《广告狂人》里的角色持有同样的见解。人们往往高估了自己生活的独特性，所以这些共通之处在他们看来仿佛是一个接一个的奇迹。这些巧合给他们的关系染上了命运的色彩。
餐厅服务员走到他们的餐桌前，开始接受点菜。这家餐厅专门供应的沙拉似乎口味很糟糕。埃丽卡预料到了这一点，她点了一份方便用叉子的开胃菜，还有一盘不需要用到太多餐具技巧的主菜。不过，哈罗德点了一份沙拉，它是一摊张开的绿色的触手状物，吃起来不需要把沙拉调味酱刷到两颊上去也不会在嘴里乱蹿。不过这都不重要，因为哈罗德和埃丽卡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之间的大多数情感沟通都是非语言的。手势就是一种语言，我们不仅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还用它来构成自己的情感。手势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一种内部状态。哈罗德和埃丽卡舔了舔嘴唇，坐在椅子上，身子微向前倾，各自用眼角窥视着对方，然后不自觉地表演起人们在调情时所展示的编排技巧来。埃丽卡通过“侧头”的动作发出了浪漫多情的信号，她微微地偏过头，露出了漂亮的颈部。然后，她开始“整发”：她举起双臂去梳理头发，好让人注意到她一起一伏的胸脯。这个时候，假如她面对的是一面镜子的话，她将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大感惊骇的。
而这一切，贯穿了此次会面的始终。假如你秉持某些文化成见的话，你也许会认为，在男女两性当中，女性应该更加浪漫。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男性坠入爱河的速度更快，也更容易相信真爱永恒、地久天长。虽然跟女性相比，男性通常花费两倍的时间来谈论他们自己，不过在这次会话中，哈罗德所谈论的话题实际上是埃丽卡面临的问题。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性伴侣具备一种重要素质，那就是善意。求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段展现同情心的过程，在此期间，未来的潜在伴侣将会努力证明他们是怎样地体恤他人和富有爱心。随处可以见到约会中的情侣包围着孩子或者爱犬，这就是明证。
当然，在人们选择配偶的时候，还会进行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计算和预测。就像资深的股市交易员那样，即使是人们无意识的预见性回应也可以使他们得出这一社会市场的估值。男性越富有，他可能爱上的女性就越年轻。一名男士的工作状态，恰是他妻子吸引力的绝佳预测工具。哈罗德和埃丽卡虽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也正在做各种形式的计算工作——衡量收入和相貌的权重比，计算社会资本的价值。每一个信号都表明着，他们已经找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司汤达曾说：“爱情所能赋予的最大幸福，就是你第一次牵到你所钟爱的人的手。”哈罗德和埃丽卡离开了餐厅，沿着人行道漫步，走过一间高档文具商店，全然不觉他们正在进行的已经算得上是情侣式的散步了——相偎相依，亲密无间，笑意在他们面前流转。事实上，哈罗德在陪同埃丽卡返回她的车中时，一路上他浑身颤抖。他觉得，自己在午餐期间表现得格外诙谐俏皮，这都是因为受到她那一泓灵动秋水的鼓励。
当埃丽卡和哈罗德搂肩半拥的时候，他们都感受到了对方的“费洛蒙”（信息素）。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气味是一种效力惊人的感觉。失去嗅觉的人与失去视觉的人相比，前者终将经受更大的情感创痛。位于费城的莫内尔化学感觉中心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人员要求若干名的男性和女性在腋下夹着一块纱布垫，然后让他们观看恐怖电影或者喜剧电影。接着，研究人员让研究对象去闻这些汗液垫——这些闻垫子的人大概得到了不少报酬。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他们能够辨别其中释放的气味，并且指出哪块垫子里带有笑声，哪块垫子里含有恐惧；他们说对的概率远非碰巧猜对可比。在这项研究中，女性的表现要比男性好得多。
哈罗德和埃丽卡都心生一种同样的感觉，这是他们此生中最重要的面谈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他们此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小时，因为对一个人的终身幸福来说，没有什么决定比挑选结婚对象更重要的了。那天下午较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做出决定。这是一次令人愉悦的午餐，不过这也是一场严酷的智力测试，它使得SAT考试变得跟井字游戏那般。在这一百二十分钟里，他们二人都执行着多项无微不至的社会化任务。他们展示出各自的智慧、礼节、同理心、鉴赏力和时间控制。他们通过自己的辨别力来把握着各自情绪反应的分寸，他们做得太出色了，根本没有什么度量标准可以把这种分寸给精确量化。每过几分钟，他们都允许让对方朝自己的心扉再贴近那么几分。
这就是生活进行的方式。选定去爱谁，这并不是决策制订里的一种罕见形式，也不是惯常生活中的一支浪漫插曲。相反，选择所爱之人的决定，是人生决策里一类更加强烈的版本；在我们的一生之中，要做很多这样的人生决策，从选择什么样的冰淇淋，到追求什么样的事业。生活就是一项天然成就的情感事业。
在哈罗德与埃丽卡相爱的第一个星期里，他们从未感到生命是这样地生机勃勃。假如哈罗德孤身一人走在街上，他就开始止不住地幻想着，他会在人群中见到她的脸庞。那些他原本觉得俗不可耐的事情，现在却变得引人入胜。当他在外面跑步的时候，他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各种繁复而详尽的幻想情节，故事里的他奋不顾身地救她于危难之中。（跑步这一动作会使大脑释放出某种化学物质，从而产生像沃尔特·米蒂那样的幻想。）约克维尔大学的法比·加涅和麦吉尔大学的约翰·莱登曾对恋爱中的情侣进行过一项研究，这些人里面有95%的人认为自己的伴侣在外貌、智慧、热情和幽默感方面要超出平均水平。（其他研究表明，人们对前任情人的描述往往是思想保守、情绪不稳定并且常常使人不愉快。）哈罗德现在懂得，为什么异教徒会把爱情奉为神明。感觉上，真的就像是有某种超自然的实体潜入他的思维，重新组合着一切，并把他推向更高的境界。
但是，在他们正式确定关系后的头几个月，哈罗德和埃丽卡跟所有的新婚夫妇一样，也经历着“图景融合”的过程。他们二人在进入这一关系之时，都各自怀有一份关于描绘日常生活的心理图景。一旦他们的生活长期地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会发现双方的图景并不是完完全全吻合的。他们注意到的这个差异并不算很大，但是这种微小龃龉的存在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的。
在埃丽卡看来，在使用完碗碟后，应当马上把餐具冲洗干净，并放进洗碗机里；而哈罗德会把白天用过的餐具先丢在水池里，直到晚上才把它们放进洗碗机里去。在哈罗德看来，阅读早报这种事只有独身的人才会做，就像是两个单身男女碰巧坐在一起沉默寡言地看报纸；而埃丽卡认为，阅读早报是一个契机，一场事关外界状况的会话交流，一次世界时局的舆情观察。当哈罗德去光顾杂货店的时候，他买回的是各种食物成品，比如一包意大利饺子、一份冷冻比萨饼或者一块乳蛋饼；而埃丽卡买回来的则是食品材料，比如蛋、糖或者面粉。让哈罗德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埃丽卡有时花两百美元买回来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可以当晚餐来吃的。
慢慢地，他们开始进入“图景融合”的第二个阶段，称为“先期计划”。一幢内部存在分裂的房子是不可能屹立不倒的。哈罗德和埃丽卡都下意识地懂得，那些在爱情初期觉得迷人而又可爱的怪癖（比如说，埃丽卡喜欢在早晨六点坐在床上打开笔记本电脑，哈罗德在面对所有家庭杂务时都会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最终都会演变成让对方产生杀人冲动的导火线。正因为如此，他们开始在脑海中列出一项又一项“今后必须改变之事”的清单。哈罗德自认为是个爱整洁的人，不过他所谓的整洁，不过是把桌面上堆得乱糟糟的东西给一股脑儿塞进手边最近的空抽屉里去；表面上看，他好像比他在电视上见过的每位足球教练都来得聪明，不过他所谓的远见，并不包括预见到把鞋子放在床前至浴室的通道上会导致的不良后果。
就在他们就这些问题展开谈判的同时，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也如影随形。这是由于，当人们思维的内部网络与现实的外部格局突然发生匹配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熟悉的愉悦感。亲密交谈的友人开始复现对方的声音模式。谈话中的人们开始模仿其他人的肢体语言，并且，这种肢体语言的模仿越接近，模仿者对他人情绪的捕捉就越准确。正如神经学家马尔科·亚科博尼指出，“代入感”还不足以描述这种心理过程产生的影响。尽管大脑仅存在于头骨内部，但是思维却向外不断伸延，并因为人与人或者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呈现。
追随自己的内心
在他们婚后一年左右，哈罗德和埃丽卡前往阿斯彭，在哈罗德父母的家中待了一个星期。他们骑马，漂流，参加创意节。他们从头至尾听完了有关绿色技术和如何审批通过特许学校的专题讨论会，他们花几个小时热火朝天地讨论“中国是敌是友？”这一辩题。一天早上，他们去听一位神经学家举办的演讲。这位神经学家年纪轻轻，身穿黑色牛仔裤和皮夹克，来到会场的时候手中还提着摩托车头盔，就像是刚从加州理工学院重演的舞剧《油脂》逃出来一般。他向一支为他拍摄纪录片的芬兰电视摄制组表示问候，随后登上舞台，并放映幻灯片。刚开始，他演示了一系列使人产生视觉错觉的图片，比如说两张看起来完全不同、实际上是大小相同的桌面。
接着，他展示了一系列彩色的大脑扫描图像，并抛出了一堆惊人的统计数据：我们的大脑中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细胞；婴儿每秒钟形成180万个神经连接；每60个神经元细胞就能够产生10的81次方那么多的神经连接，这一数字是可观测宇宙范围内粒子数的十倍；人在辨别字母“P”与“B”发音不同的过程，涉及到大脑中的22个相关区域；即使是简单到看见一幅画中的某种颜色，也涉及到大量的脑部神经结构，其复杂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这位科学家认为，我们的知觉认识，是在外界现实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象。
起初，哈罗德对这次演讲的内容有些望而生畏：这位科学家所描述的认识变革必然会指向一些冰冷而又机械的结论。假如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简化成基因片段、神经线路、大脑化学物质之类的东西，那么生命中那些关于善与恶、罪与美德、爱与承诺之类的重要概念将何去何从呢？还有，哈罗德对生命意义的感知，那些道德、情绪、性格、抱负、诱惑、价值观、理想之类的常用词汇又将怎样解读呢？在这位科学家的描述下，人类不过是由更复杂深奥的机械所驱动的生物，近乎是提线木偶一般，却没有赋予这些能够遵循自己意愿生活的人类以真实的灵魂。
然而，在演讲的问答环节，有位女士向神经学家提问，他的研究是如何改变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的。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开始介绍他加入的一个团体，叫做“俄罗斯美国民俗舞蹈团”。发生在这样一个听上去既冷酷又科学化的人身上，这很奇怪。“我想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孤独行者，只是在做着某些选择，并跟同事和朋友建立起某些联盟关系。”他解释道，“不过现在，我不这么看了。我相信，我们传承着一条异彩纷呈的认知之河，源源不断地汇合着来自各个源头的信息之流。有些信息来自于人类进化历程的深远之地，我们称之为遗传；有些信息来自于历史长河的千百年间，我们称之为文化；有些信息来自于数十年前，我们称之为家庭；有些信息来自于数个月前，我们称之为教育。但是，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身上流动。能够适应这条认知之河的就是大脑，大脑也只存在于河中的生物体内。我们的思想正是在这条历史长流的荡涤之中得以深刻成型；要是没有了它，我们绝不可能自己创生，也绝不会存在世上。”
“虽然历史赋予我们以独立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大我们生存的希望，但是我们还是有种根深蒂固的冲动，洗去头顶的颅骨线，并且径直浸入到这一河流中。我开始认为，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的组成，是因为你把自己放置到那个情境中去，那样你可能会失去自我意识，并开始与其他的人、经验或者任务给联合在一起。有时，它会发生在你陷入一场艰巨挑战的时候，或者发生在艺术家、工艺师与笔刷、绘画工具融合为一体的时候。有时，它会发生在你参加运动、欣赏音乐、沉迷小说的时候，或者是发生在人们与上帝之爱亲密接触的时候。最频繁的是，它发生在我们与他人产生连接的时候。我开始认为，幸福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个人有意识的成就。幸福其实是对我们心灵无意识部分的一种量度，它衡量的是我们与他人、与活动相交融的紧密程度。幸福是由那些我们所融汇的信息和影响所决定，这些东西经年累月地从我们身心悄然流过。”
正当这名科学家继续谈到他是怎样骑着摩托车匆忙赶到山区的时候，哈罗德开始对一个念头无法释怀：在他的一生之中，从进入一个正确的学校到选择一份正确的工作，他对成功的追求变得愈来愈狭隘。社会所给予的回应也愈来愈集中。人们不断地强调，这一切终将通往幸福和繁荣，然而事实却未能如愿以偿。随着老师和父母一路伴他前行，他最为心存感激的天赐之物已经悄然传递给了他，而他所接受的正式教育却已大都被忘却，或者变得毫无意义。
不仅如此，哈罗德还感觉到，他所接受的训练使他只会以机械麻木的方式来做出反应。作为一名男性，他所接受的训练告诉他，要独立，要机敏，要理性，而不能多愁善感。但是，或许感情才是一切的核心所在。他所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要垂直思考，要永远向上运动。不过，也许最有效的关系是来自于水平方向，来自平辈或同侪。他所接受的教育还告诉他，智商是最重要的特质。然而，关于特质，他甚至没能接受过那些更为关键的解释——感知现实的轮廓，了解事情的去向，具备看清形势的能力，就像经验丰富的水手能够读懂大海的节奏那样。哈罗德得出了结论，也许应该对自身的认知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了，也许应该考虑一下原始的生活方式，把原本被挤到生活边缘的东西重新拉到生活重点里来。也许，应该使用这种科学来培植一个迥然不同的观点了。
演讲结束之后，哈罗德与家人们一同前往市区，到达那家他们最爱的冰淇淋商店。在那里，哈罗德完成了改变他一生的顿悟。多年来，他苦心孤诣地想让中文普通话老师对他感到惊艳，尽管他在某些冷门的体育项目里表现更出色；他千方百计地想用超凡的SAT考试成绩和在赞比亚净化水源的工作经历去打动大学招生人员，虽然结果并不那么成功；他还殚精竭虑地想用页数不多的ppt演示文稿，来使老板为他的表现而眼前一亮。但是，他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或许还留在更深的层面。毕竟，有意识的思维使我们选择了应该买什么，但是潜意识却决定了我们喜欢什么。想到这里，那样毅然坚定的他，勇敢无畏地看了看面前的几种冰淇淋，满怀信心地选择了云莓口味。
（图片来源：《纽约时报》/Josh Haner）
【作者简介】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1961年生于加拿大，曾任《华盛顿时报》社论作者与影评家、《华尔街日报》记者与专栏编辑，现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旗帜周刊》资深编辑、《新闻周刊》与《大西洋月刊》特约编辑、电视节目“吉姆·莱赫新闻时间”评论员。著有《天堂里的布波族：新社会精英阶层的崛起》（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天堂之旅：我们如何以将来时态在现在生活》［On Paradise Drive: How We Live Now (And Always Have) in the Future Tense］，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出版。最新著作为《社会性动物：爱、性格与成就的隐藏来源》（Social Animal: The Hidden Sources of Love, Character, and Achievement），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
【书籍简介】《社会性动物：爱、性格与成就的隐藏来源》：大卫·布鲁克斯在这一畅销书中，通过虚构哈罗德与埃丽卡这两个生动的角色，追溯了双方的成长、饮食、交往和婚姻过程。作者结合近年来神经认知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情绪和感性等非认知能力在决策过程中的应有地位，展示潜意识和模拟场景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强调社会化关系在个人目标实现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受到作者的文科背景与保守派政治立场所限，书中对科学知识的描摹并不十分精准，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