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Gjkf 编辑/sciascia
“ ‘他不够阳光。’ 阳光？我从未听过这样的用法。” “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的太阳。” 美国的广告人道格•尼科尔在上海拍摄麦当劳广告的间隙，真实记录下了老搭档制片人约翰•贝内特在这个陌生城市工作之余，对上海以及对广告业产生的点滴想法，于是有了这部名叫《阳光》的纪录片。
关于写作有个古老的真理：要写就写你了解的东西。备受赞誉的广告导演道格•尼科尔（Doug Nichol）就在拍摄纪录片《阳光》（Sunshine）的时候贯彻了这一点。在上海进行广告拍摄工作的时候，尼科尔将他手头的佳能5D Mark II相机对准他的朋友兼长期合作的制作人约翰•贝内特（John Benet），从而诞生了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这部纪录片以同样冷静的态度讲述了两个不同的故事–一是稚嫩却在发展中的中国广告业，二是疲惫却又愤世嫉俗的美国广告人在自省。
作为叙述者，贝内特的观点无疑是影片的核心。不过最值得赞许的是《阳光》中的两条线索如何互相穿插，如何互相启示并提出质疑。影片一开始集中讲述了创作麦当劳广告的过程，并采用了《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和其他旅行类影片的影迷所熟悉的那种节奏。贝内特半打趣说，他半惊讶于他在与陌生文化交流时所发现其具有的特质。让人愉快的是，贝内特是个绝佳的采访对象，因为他乐于畅所欲言，并能在刻薄俏皮和沉思冥想间游刃有余地切换。
贝内特是个复杂的人，他承认自己有时比较尖锐，也并不觉得这一定是好事。本片剪辑得近乎完美，而在7分55秒处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即贝内特由机敏嘲弄的状态转为双手枕头的沉思。显而易见，他愤世嫉俗的态度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自尊的缺失。也许这就是对广告人这个职业的设定，也许这就是在这一行摸爬滚打23年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尼科尔捕捉到了他为自己的辩解变得无力的那一刻。贝内特愈发觉得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价值是多么困难，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自我都遍寻不到。而尼科尔将访谈的拍摄地点安排在灯光昏暗的酒店，使之呈现地更加完美。这种昏暗造就了警惕之心与忏悔之意的强烈对比，就好像美苏冷战时期的间谍在交换机密。
贝内特是来为中国飞跃中的商品化出力的，而现在他对自己事业的悲观评价转化为负罪感。尼科尔捕捉了中国高速物质变化的画面：高楼华厦，车马喧嚣，无处不在的广告，以及一味向前的发展进程对历史与过往的侵蚀。片中贝内特来到一家古董宣传画的小店，将中国广告人用“阳光”来描述他人与宣传画中光芒万丈的领袖形象联系起来，于是就有了本片的名字。这算不算一个经验丰富的广告人体现出的敏锐观察力呢？毕竟，谁会意识到这些？或者这反而是转嫁责任的一次失败尝试？贝内特把广告和权力统治联系起来，于是他就无需对自己把这些概念“引入”到中国再抱有什么罪恶感，同时他也能明确断言自己是以一个变迁观察者的独特身份来到这个国家。可能这听上去太愤世嫉俗了？在纪录片中，真理总是倾向介于两者之间。
不管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点很清楚：贝内特需要为自己找到职业外的认同。这话是他在本片临近尾声处所说，即他拿自己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间谍工作的父亲做了比较之后。最后一幕将贝内特本人及中国这两条线索都做了恰到好处的收尾，他说：“我享受…（工作），但是我也在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有时候我都没意识到那具体是什么。”
via 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