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这么荒诞，还用你去编么，再编能编得过生活么?”
刘震云一家，妻子郭建梅是著名公益律师
刘震云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的楼道里，跟出入办公室的人打着招呼。这是他熟悉的地方。这些年，刘震云新书的版权页上，总是有着令人惊叹的首印数。《我叫刘跃进》是20万，《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这本放在我面前的《我不是潘金莲》，首印数是50万，对于中国那些心怀著书梦想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光亮耀目令人艳羡。
有的人却不以为然——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发行量太大对于严肃作家而言，是一件令人害臊的事情，那是通俗小说作者和教辅编撰者才相匹配的图书印数。刘震云对此报以微微一笑。在他看来，写得好的东西一定是跨越了文学的藩篱与边界。就好比在一个县城里，没什么搞文学的人，但你随便找个人问问，知道李白和曹雪芹吗?没有人会不知道。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刘震云说，“你写的东西没人看，还要纳税人每个月给你工资，这合理吗?如果一个作家离开纳税人的钱会饿死的话，他就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
民主的果实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一地鸡毛》《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并屡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最新作品为《我不是潘金莲》。(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去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时，刘震云在菜市场买菜，正犹豫着是买西红柿呢还是买茄子，中午是吃西红柿打卤面呢还是茄子打卤面。西红柿比茄子贵。此时，出版社的人来电告诉他，《一句顶一万句》获奖了，奖金比过去高很多，他当即决定：买西红柿。
“奖金提高了多少呢?”我问刘震云。
“以前是5万，这一届李嘉诚有个赞助，变成50万了。”刘震云说。
获奖的共5位作家。这次投票跟以往不同，采用的是实名制。这样一来，投票人就得考虑自己的面子，手中一票得体现自己的见识，而不只是跟谁关系更近。“好多人把民主说成一只猛虎，一实行民主就天下大乱了。”刘震云说，“没想到，民主在文学的荒芜田园里实验了一下，没乱啊。”
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报送的，他根本没指望能评上，还跟出版社的人说，报啥啊，别跟人家掺和了。出版社说，试试吧，没坏处。“这边试试，那边的民主选举也试试，这俩试碰到一块了。”他把这归结为民主的力量、倾听的力量。
我不是潘金莲
不会倾听——是整个社会的毛病。《我不是潘金莲》里，农村妇女李雪莲去告状，各级官员都没理她，结果是，各级官员都倒了。刘震云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倾听”。“这些官员，关心的是升官发财的事，没有人倾听像李雪莲这样的人的内心活动。平常不听老百姓的声音，什么时候听呢?”
在刘震云看来，任何领域的探索，都是找原点的过程。哲学通过理性的渠道，数学通过数字的渠道，文学通过情感的渠道，而情感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毫无疑问，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人物的语言关乎心理活动，牵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人物的语言自然发生，他觉得，倾听比干预要好。倾听的重要性不仅能把人物的语言写好，而且能让作者放下姿态与负担。“书里的人物说的话往往比你想说的话开阔、深入。”
李雪莲的话没人倾听。刘震云把李雪莲的处境与哥白尼相比较。和李雪莲一样，哥白尼也是要纠正一句话：太阳不是围着地球转。不同的是，哥白尼追求的是科学，李雪莲追求的是正义。
李雪莲原本想解决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为了生第二个小孩，假离婚，谁知离婚之后，丈夫跟了别的女人，成了真离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纠正假离婚这件事情。这本来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变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着变成她跟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访，最后闹到北京，闹到了人民大会堂。因为她的事情，各级官员阴差阳错地全被撤了职。政治的逻辑、社会的逻辑、生活的逻辑，全插到家务事中去了。本来一桩芝麻大的事情，因为大家都不“倾听”，结果“芝麻变成了西瓜”，一切都无法收拾。
小说分三章，前两章都是序言，第三章才是正文。李雪莲属于前两章“芝麻变西瓜”那部分。小说的正文，则没有李雪莲，只有因为她而被撤职的前县长史为民。刘震云认为，老史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如果说李雪莲是用严肃对抗荒诞，老史就是用荒诞对抗荒诞。春运期间，当老史在北京火车站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回家打麻将时，急中生智，举起一块要上访的牌子，结果，他被两个协警一路护送回了老家，连火车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这一切，他反弹琵琶，用了“西瓜变芝麻”的办法，把复杂变成了简单。
有话怎么说?
《我不是潘金莲》仍然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从《一腔废话》、《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围绕“说话”展开。“说话”成了刘震云小说反复打击的一个点。“我也没有有意地要把这些做成一个系列，这一时期，脑子是不是无意中在‘说话’的隧道中穿行，有可能是这样。”
《一腔废话》是说废话的作用。为什么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废话?因为废话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手机》是说谎言的作用。谎言支撑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谎言存在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稳定，当谎言被揭破，对生活的破坏性是致命的。“当手机充满了谎言，就成了手雷。”这句话经由同名电影的传播，已经令许多人耳熟能详。
《一句顶一万句》是说——讲真话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心里没有这句话，而是有这句话找不到诉说的对象。书里有一位意大利牧师老詹，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遇到心里话有地方说，中国人没地方说。为了给中国人找一个能听人说话的人，他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当他把上帝送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发现，中国人跟上帝没得说。“中国人有一个极大的哲学观是什么呢，讲有用，无用在中国不盛行。”刘震云说。
《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的是，前者是想说一句自己的话，后者是想纠正一句别人的话，后者比前者更困难。李雪莲用了20年也没把这句话纠正过来。
有人评价刘震云的小说特别绕。“绕是为了什么啊，为了不绕。”刘震云说，《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为了证明“所有叠床架屋的制度都是扯淡，特别荒诞，对付这种荒诞就用最简单的办法——打麻将。”
真实最荒诞
多年前，刘震云的代表作《一地鸡毛》里，故事围绕着“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展开。这样的创作方法在其之后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他把事情从一个很小的点推向荒诞。什么东西最荒诞?好多人认为荒诞的东西最荒诞，刘震云认为不是。“真实的东西最荒诞。”
“生活这么荒诞，还用你去编么，再编能编得过生活么?”在他眼里，好莱坞大片厉害，可任何一个大片都超不过生活本身。把生活中的逻辑写出来，足够了，“你需要的是倾听。”刘震云说，“很多人说要体验生活，要直面现实，这话都特别扯淡，你整天都在生活里边。”
道德与规则
《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女主人公叫李雪莲，刘震云说，这是他的成名作《塔埔》里李爱莲的妹妹。写了这么多年，刘震云开始绕回故事的开头。他还打算把《一地鸡毛》里小林的故事继续写下去。“30年了，中国的变化太大，这些故事一定能够写得如泣如诉。”
和笔下的人物聊天——这是他写作的驱动力，也是他的乐趣所在。现实中找朋友吃饭聊天需要找时间找空间。但对于写作者来说，他有充分的时空和自己笔下的人物聊天。“写作能让你跟愿意待的人待在一起。”
生活中，刘震云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故作高深的人。“经常会有人拍着你的肩膀说：这事啊，你得好好想想啊。他的内心一定很虚荣。”另一种是特别严肃的人。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是胡适说过的一段话，刘震云非常欣赏。
这本《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同样是关于“规则”的故事。李雪莲无意中搅乱了规则，老史有意利用了规则。社会结构看似规则繁复却毫无规则，或者说，只有潜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