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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本刊邀请了五位生于七十年代的嘉宾坐到一起，交流各自对人生的看法。作为70后，他们不是以集体的共识性形象出现，而是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公益人士邓飞希望自己能带领有识之士一起给社会带来波澜壮阔的改变；考古学家刘歆益愿意穷尽一生理解自己与社会；纪录片导演任长箴说现实已经一地鸡毛了，只能自己找到希望，并给社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向上的力量；独立书店主人邱小石选择“精细化”革新小环境；哲学老师周濂认为观念改变最重要，只有制度才能关注所有人。
除了分享个体经验，他们对于自己身处的70后这一代，他们也给予了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反省与剖析—20世纪90年代，70后曾以为自己将以崭新、蓬勃的面貌出现，但是十几年过去之后，70后的面目仍然模糊不清，而且，他们认为在同代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分歧与紧张感。
晚熟但是早累
周濂：可能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们觉得自己来日方长，但是70后不同，人到了30岁之后会发现时不我待，而且越往后走越觉得可能没有机会了，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催促感。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我感觉现代人好像比古代人晚熟十年，30岁的时候还处于困惑、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到40岁的时候似乎而立了，但是离不惑还很远。70年代生人，现在大部分介于30岁和40岁之间，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作为个体来说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邓飞：我觉得已经很侥幸地从人生的转折点里面跑出来了。过去，我曾经想做最好的记者，几年之后特别焦虑—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报道，很多年以后我还要去写，不过就是改变了一个时间和地点，很多写报道的人都会有这种焦虑。后来我发现了微博这个工具，我们媒体人可以不通过写文章、而是通过微博监督公权力。现在，我每天很劳累，因为处理的事情太多。但是我现在跟打鸡血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改变。我就像张无忌，各种机缘巧合，又得到了倚天屠龙剑。
任长箴：我无所谓转折点，因为始终在面临个人转折的问题。活得比较焦虑的人，都是对自我建设是有要求的人，这不能称之为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周濂：就我个人来说，过去十年有非常多的纠结、非常多的内在改变。即使现代人晚熟，但是从30岁到40岁这个阶段，你也必须要在在各方面都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形态，否则你不能向自己交代、不能向别人交代。但这种稳定的形态是非常非常难以控制的，有很多不可测的因素在里面。我觉得我自己过去十年有过很有力量的时期，有四五个阶段，从内在到外在、从身体到精神，可以用平视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它的另外一层意思是说，在这四五个特别有力量的阶段之间的那些阶段，是没有力量的，甚至是特别沮丧甚至崩溃的时期。我觉得，当你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你对自我生活的感知特别实在，当你觉得你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世界和解释自己，这时候你会很有力量。当你丧失这个解释力的时候，你就会处于一种坍塌的状态。我今天可能又到了比较稳定的平台期，但是我不知道，甚至我可以预言、预测不稳定的状态随时会到来。
刘歆益：我相信周濂说的。在这十年会不断得到一种力量又失去一种力量，我们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要是说我个人的转折，有点像鲍勃?迪伦说的“我年轻的时候很世故，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用官方的话说，过去这十年是自我解放的过程。我是一个特别晚熟的人，我能感觉到过去十年清洗得很干净，这种感觉特别好，这种感觉是一种力量。
邱小石：70年代这个群体确实是晚熟，却是早累。因为要在一个城市生活得面临有很多竞争，其实有很大量的心血的付出。我今年41岁，我周边的人都面临近乎于退休的状态。70年代的人退休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经过了十多年的付出找不到更长远的动力，看不到更明晰的未来，紧接着80后、90后逐渐在公司里成长，这部分人渐渐失去自己的一些位置，因此面临一种群体的退休状态。说到转折，其实这是两个字，我们究竟是转了还是折了？有很大一部分人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折了，他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动力、愿望和冲动。
勤奋加愚蠢地活着
任长箴：70年代是第一批需要自我建设、需要去对抗的一代人。70年代跟60年代完全不一样，60年代受到的教育不系统，70年代是受了特别系统的教育—成长过程中不鼓励你有个性，不鼓励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你要当劳模、你要特别勤奋，但是你要特别愚蠢地活着，勤奋加愚蠢地活着。
刘歆益：60年代的人成长过程中有一个断篇，反而给他们一种力量。
任长箴：你看《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电影里面的那一代人是混着长大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代人面临社会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的，比较敢行动。但是70年代的人敢对抗吗？尤其是1976年到1979年这波人内心非常脆弱，1975年以前的人还好一点。过去所有一切都是体制化的，你离开体制了你肯定枯萎，现在你离开体制完全可以活。但是70年代正好卡在这儿，就是你被体制化教育养大了，你长大后30岁了你能不能按个体的方式活？完全束手无策，我那天把中学时候的历史和地理课本收拾出来了，这种书怎么可能让孩子感兴趣呢？“无趣”的毒害是特别沉重的。
刘歆益：我觉得课本是一方面。所有的监管系统都是类似的，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分到一个班里，这个班有一个班长，班长之下有组长，每一行最后坐的那个是组长，两行是一个小队长，整个系统就是一个监视系统。
周濂：现在，学校的系统还是这个样子。但是70后的人被驯化的程度比80后、90后要深，我们对于秩序和权威，虽然心存怀疑，不是那么心悦诚服，但是我们是接受这些概念的，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对我们来说不是nonsense（废话），它们是有意义的。
任长箴：我在二十一二岁到三十一二岁这十年很焦虑，和我父母的观点很不一致。生于70后的人的父母是四五十年代的人，我觉得四五十年代的人接受的教育还是旧社会的教育。你们不觉得爸爸妈妈全是一个学习班学出来的吗？他们说的话全都一样。70后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特别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但是他们面临的所有局面都是最不传统的局面，这是70后最纠结的地方—就是我到底应该奉行传统的东西，还是应该完全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去做？我记得那时候我妈最不能接受的是咱们家居然能买一辆汽车，她认为自己买房子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已经60岁，已经退休了，她不需要经历这一切带给她的纠结。我受到的教育跟我妈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要面临所有的一切矛盾。
邱小石：我觉得70年代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现在的孩子们还是要面临非常呆板和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会不会过了20多年、30年，又有一帮90后在这探讨我们的这种纠结，一代一代的困惑会无限制地继续被扭曲？相较于自己的困惑，我确实更希望能够帮助解放的是自己的子女，但又怕用自己的观念去影响他，最后让他丧失了自我的成长，你又实在没办法顺其自然。
邓飞：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和忧郁，你表现出来，你去跟他讲去讨论，也许会有改变。
邱小石：从70后纠结的问题谈到下一代纠结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任长箴：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是我从作为我父母的孩子的角度，我觉得孩子的事不用太操心，他面临的生活局面一定是你不知道的，你的父母知道你面临什么局面吗？他一定也不知道，父母所做的只能是揪心。那个自救的过程一定是孩子自己完成的。
邱小石：我赞成你永远没办法替代他思考，但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反应都是即时性的，不允许家长有半分半秒思考的时间。所以我说要理解这个问题，还是要我们自己成长，我们自己要达智。
任长箴：你活你自己就行了。其实70后很典型的问题是内耗，能量都已经爆发了，但是脑皮都没冲破，你什么都没做。
邱小石：这种纠结如果把它转换成有力量的东西，也很好。比如说我对这种内耗有很好的记录，最后会把它成书，这是经历上的财富，关键我不要把它白耗了，而是耗得有成果，用真实的方式去解决，所以耗也是一种动力。
我们为什么不宣战？
周濂：我个人印象，“70后”是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说法，这个命名的背后是寄托了很多的希望，那时候的确有不少70后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我们会以特别崭新、蓬勃的面目出现。但是过去的这十几年，我个人觉得70后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初衷。与80后、90后相比，我们身上历史的负累和意识形态的负担重很多。我们一方面不像60年代说“青春无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像80后、90后那样可以轻松地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直到今天我觉得我始终在不断地清理身上旧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仍处于不断地反哺和不断地自我清理阶段。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特别尴尬的十年群体，70后本来应该即将或者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了，但我们依然没有以一个特别清晰的面目出现。至少在学术界来说，70后不是以一种集体的共识性的形象出来的，反而是有着很深的分歧和紧张，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坚持不同的主义，这还不是那种健康的多元主义，而就是在最根本的原则上有着最深刻的分歧。
邓飞：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志愿者群体中，大部分都是32岁到34岁的人群，再不然就是42岁到44岁的人群，还有52岁到54岁开始半退休的群体，他们愿意把自己交出来。
刘歆益：把10年划成一个代，这个概念其实是从西方60年代来的。过去这十几年，我们这一代人挺希望像西方上个世纪60年代那样的，就是重新建立一种系统。邓飞讲的是几代人的合作。在西方，60年代的变化是几代人之间的敌视，尤其是年轻人对父辈的敌视。比如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老师那一辈都是60年代嬉皮士那一拨人，大概就是现在50岁到60岁的人，其实我们和他们的生活经历很相似，都是一个世界改变之后在新的教育系统、新的话语环境里成长出来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他们敌视他们的父辈，你们那一代搞砸了，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们建立的这个世界？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一代身上没看到。60年代那些欧美的年轻人，他们的斗争很明确，即团结起来砸碎父权，但咱们是内斗，就是因为早累。我们儿时被灌输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教育是自己洗不清的，然后这种自我清洗和同代人之间的竞争是主题。我们作为整体一代人，如果非要把它做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对其他那几代人，无论比我们老的还是比我们小的，都是一种友善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必要的吗？我觉得这种态度是不必要的。我们之所以不能作为一个集体，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团结起来与父辈为敌。我们从来没有宣战。
周濂：我觉得“作为一个集体”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我们不可能对70后做一个本质性的定义。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70后只是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它不存在一个本质的属性。当然，我们也许可以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痕迹上辨认出相似性，比方我听到朋友下意识地哼唱我从小就听过的歌，那个歌它有非常强的历史烙印在里面。比如说遍布街头的录像厅，比如“潮—来自台湾的声音”，比如金庸小说等等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东西的确是构成了我们70后家族相似性的特征。刘歆益的说法让我稍微有点惊讶，但是他之前说那段话的时候我蛮有感触的，至少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70后的确不像我们的父辈那么有热血地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弑父情结并不那么的强烈。
刘歆益：两代人也是一个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方法根本不一样，他们是互相拆台的。其实问题不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我们从来没问这个问题：你们这一代人搞砸了，我们凭什么听你们的？
邓飞：我们为什么不去宣战？上个世纪60年代，在西方有自由的媒体，因此它有工具可以宣战。而我们现在做公益，我不跟你宣战，我跟你合作，各个年代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体系、形成影响力。
周濂：我也体会到，就公益而言，一些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有非常强的共识以及合作精神，没有必要彼此之间相互宣战。
邓飞：我注意到“免费午餐”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引发共鸣？它能把所有人的情感调动起来。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但是孩子是他唯一的宗教，说到孩子，每个人都是柔软的。我们通过这个把大家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来参与，发现我们只要动手就可以改变，我们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周濂：我想到我小时候看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一定会问父亲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是用一种绝对二分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后来学着丰富自己理解世界的视角，其实是非常艰难的、自己慢慢地痛苦琢磨出来的方式。这就不像80后、90后，他们外在的环境就是有非常多的选择性的环境。在60年建国史中，70后出生在前三十年的末尾，成长于后三十年的开端，正好处于一个中间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特别纠结的一代人。我总觉得我们是“过渡”的一代人，“过渡”听起来并不那么的好听，它意味着你的独特性并不那么彰显。但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70后现在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互联网大潮中，70后恰恰赶上了，我们现在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互联网对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马化腾、丁磊这些70后顺势而为，在商业上的确成功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更大的雄心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也许他们可以做得更多也更好。相比之下，50后、60后的一些商人，我个人觉得他们有很深的危机意识，面对予取予求的权力戒慎恐惧，在政治上有相对鲜明的主张和立场，试图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邓飞：马化腾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我觉得更多是QQ群，他第一次给中国有了一个可以协作的机会。
周濂：这就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带来价值的区别。他的QQ群也许完全是附带的价值，并不是他有意去建立一个理性沟通的公共空间，我猜想他只是出于纯粹商业的动机，而没有公共空间和公民社会的诉求。
邓飞：他觉得用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从那个角度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我们不能这么去要求一个做IT的。
周濂：也许吧，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应该做什么，我只是觉得做IT的也可以不仅仅做IT的，就像做房地产也可以不仅仅是做房地产的。
邓飞：他用他的方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刘歆益：你们说进步，咱们70后觉得这个社会在进步吗？
邓飞：我觉得我们是不停地用技术来推动社会进步，但社会进步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必须团结每一个力量。
刘歆益：所以你进步的定义其实是团结人，团结人越多越进步？
邓飞：进步是一个渐进的发展。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微博如何团结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我们是新公民，我们是能令改变发生的新一代、新势力。今天我从刘歆益这里得到新的启发，我们真的就像60年代欧美的那一代，在这里跟旧的决裂。但是如果说有更加鲜明的标签贴出来，它会有更大的感召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平行四边形的合力
周濂：我前两天去北京站接我父母亲，我去买站台票，那就是很明显的“以力取胜”。如果你在那里排队的话半天都买不到票，因为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往前挤，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你必须要接受当下那个环境的游戏规则。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如果你循规蹈矩，而别人都在破坏规则并且因此获利，你该怎么办？
任长箴：只有知识分子对老百姓面临这个问题，老百姓只思考眼前利益。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刘歆益：你对老百姓的描述是知识分子的描述。我们遇到的纠结，老百姓也一样会遇到，老百姓心里会有很多道理。
周濂：有些道理我们心里都明白，但实际做起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谓知易行难，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分别。说到底，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能力，但是有反思能力的人会更加纠结和痛苦一些，因为他能够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时候自己是在自欺其人。
刘歆益：我们不能把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分开。
任长箴：我刚才说的不是老百姓不纠结，而是老百姓在面临大义和现实之间是不纠结的。
刘歆益：我好像没有你们说的大义精神，我从来没有形成要帮助别人的想法，我就是要理解我自己，理解我周边的环境，理解我们的社会。所以理解变成了一个好玩的事。我学考古学，我和西方同学的区别在于，我根深蒂固地认为文化一直是流动的，而且流动的速度特别快，因为在我30年的成长过程中，看到文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再过很久以后，我们回看今天的历史，无法把过去一百年做一个切片来解释出来，我们甚至没法把70年代作为一个切片解释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有历史真实。我相信所有历史的解读都是从个人的经验里来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话题有意思的地方。
邱小石：我觉得一个人做事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安于自己的小环境，但是我也在想这个小环境如何放大价值的问题。邓飞做的事情影响的人会更多，那我做这个小事情有什么可取的价值或者意义？虽然我只是做一个社区书店，但它可能就据此形成一个小群体和圈子，我想我可以把这个圈子和小的群体做得更细腻、做得更周到。同时，我觉得它还是能带来一些外部的影响，有很多人觉得可以去借鉴，实践一种有意思的生活形态和方式。做一个小的事情，如果把它符号化之后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邓飞：雪球其实越滚越大，它可以派生新的东西。我们通过温和的、合作的方法去改变社会方方面面的生存问题，最后实现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理想，我以后想做一个基金会，它就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如果有民间团队想做事，我这边就提供舆论监督，也可以提供财务的支持，我还可以引进第三方对你们培养，做成一个孵化器去支持这样的民间团队。
邱小石：因为邓飞做这个事情有回应，这种回应给他很大的推动力。我自己开书店，其实也是想找到另外一种轨道，不能继续在一个公司里凭着资历去混，这是一个无意识地转折，但是确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和空间，这个领域和空间并不是说能带来多少的财富或者收入，但是它把生活和未知的世界突然打开了，让我觉得生活还有很多可塑性和可能性，于是好像自己又恢复了某些活力，要去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周濂：邓飞说他现在特别地开心，他能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当你非常有效地、而且是立竿见影地看到一个个人从你身边解救出来，给你带来的充实感是很强烈的，我特别欣赏这样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我总是在想每个人都有形而上的、很隐秘、很微妙的心理，并且我始终认为形而下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去填充形而上的东西。比如邓飞是通过改变现实、改变世界然后来改变自己。而我始终觉得观念的改变是最根本的，并且观念的改变也是最困难的。我不晓得自己的写作和授课能够以何种方式改变这个世界，我更愿意做的是首先改变我自己，首先做自我的说服。然后我希望这些自我说服能启发他人，由他们自己完成自我改变，我觉得这种意义上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
邓飞：我不觉得我们在这里思考，抛出一个东西出来就能影响读者，但是我带着他们一起去行动、带着他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公民社会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行，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关爱，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大部分生动的、鲜活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就出现了。
周濂：邓飞你误解我了，我完全没有否定和批评慈善。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可以尽我们所能去改变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前两天微博上疯传一张图片，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长大了，出落成银行业里的一个窈窕淑女，这张图片让很多人感动莫名。但是另一方面我始终在想，传播改变命运，关注改变命运，可是传媒关注的永远只可能是个别人，只有制度才能关注所有人。制度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每个个体各尽所能，只要大致的方向是一致的，最后终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明显的“不彻底性”，在我看来是70后这代人，与前面的60后和后面的80后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被拦腰打断的一代人，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成人礼。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满怀热情去做一件好事，结果迎头一瓢冷水泼下来，让你必须停下来反思，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种反思来得早了些。就现在的社会状况而言，可能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大学毕业后便谈不上有什么选择。机缘巧合从事了某种职业，就是为养家糊口而奋斗。可能到35岁以后，谋生的压力不那么大了，才谈得上反思生活的价值：这种活法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和你最初的梦想一致？
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在面对冷冰冰的社会时，最初大家都很抗拒，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你抗拒不了，它比你的理想强大得多。我本科毕业那年开始有企业去北大招聘，第一次出现人山人海的景象。你猜是去哪家公司？宝洁。北大毕业生们蜂拥着把简历投向一家“卖洗发水的公司”，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以前大家最尊重的是意见领袖，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到20世纪90年代完全变了，能赚钱的才是英雄。我当时还在想，宝洁这种地方有什么可去的，去那儿就是为了挣钱，这种人生有价值吗？
可很多人已经不这么想了。20世纪9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择业面很窄，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不招人，只能去企业。我印象深刻的是，读研以后，有个去宝洁的同学回来跟我们吃饭，说你们这些还念书的家伙臭拽什么啊，我一条万宝路拍出来，就能把你们的理想彻底拍碎。
同学之间都很熟，说话毫无顾忌，其实他说的没错。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已经变了。我们在学校里，会写诗的男生最受欢迎，等到走出校门，都要重新适应这个社会。我记得当时还有个电影叫《混在北京》，张国立演的，讲在北京奋斗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很清贫，但是仍然在坚持。在社会面前显得很脆弱的一群人，就像张国立演的那个忠厚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很看不惯人情淡薄。片子里有个情节是张国立在街上斥责一个流氓，结果被流氓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往脸上打。摄影机镜头就在张国立脸的位置，对着流氓的拳头拍，我们好几个同学一块儿去看的这个电影，大家都觉得，这个拳头是打在自己脸上的。
“不彻底”就是你很难再全身心投入去做什么事，总觉得这事可能中途会被打断。大部分人都妥协了，妥协也有很多种情况：有的是还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前提是先把生活过好，用现实主义包裹理想主义；还有的人妥协，就是彻底妥协，觉得理想都是扯淡，只有去当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才有前途。我们稍微宏观点看，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三十多年，其实是中国社会彻底世俗化的过程，而且非常急速。比我们年长的50后和60后，他们经历过“文革”，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张扬，遭受的冲击可能比我们还要大。但是人在青年时代的成人礼很重要，对他们来说，不论经历怎样，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宏伟理想是已经形成的，而我们没有，我们是不彻底的理想主义。
70后夹在中间很难受
先要挣钱，再来实现理想—我们这代人投身商海，最初都是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挣脱体制的束缚，想要在企业里获得自由，挣钱的欲望倒不那么强烈了。现在这些70后基本已经衣食无忧，虽然不能说功成名就，但大部分已经是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
要说挣到钱以后，还会想起当年改变世界的理想吗？有一小部分人会。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他毕业之后就跑到贵州、广西一带做律师，挣钱很多，生活很有品位，应该说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对社会有什么不满情绪，连他自己都觉得，已经彻底忘了年轻时代的梦。
但是有一天，他跟朋友在外边打麻将，一帮人打到无聊的时候，他闲着没事就上网乱看，偶然看到了余世存写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写底层民众的无助状况。他突然就愤怒了，一下子觉得，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什么东西被点着了。他就又跑到北京来，开始做维权的工作。
像他这样的人，挣到钱之后会想要去帮助其他人，在我认识的同龄人里算是少数派。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做职业经理人就尽量职业化，把事情做好，虽然打心眼里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已经默认，人生就是这样，生活的意义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些人可能一边在做商业的事情，一边跑去世界各地旅游，到处寻找，或者最后就有了宗教信仰。你可以说他们很分裂，即便追逐理想，他们也不太可能完全放弃手里现有的一切，那样的话他的生命会变得很轻，不能承受之轻。
但是70后也还没有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力量，50后和60后还在掌控整个社会的资源调配。可能商业领域会好一点，但在学术界，70后受到的挤压非常明显，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但一直没有获得，紧接着80后就出来了，更年轻能干的一代人，把70后夹在中间很难受。
无论在房地产这样的传统行业，还是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产业，真正在做事情的还是70后，但他们不能制定规则，不能分配资源，也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世界。他们是中国承上启下的一代，不仅接受现实，还在寻求新秩序的建立，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可能越会稳定地进步，大家都能和谐共存。
相对而言，50后和60后老想着“我打下江山，就该我制定规则。”打江山的时候就是野蛮生长，无所不用其极，制定规则也是只要自己活下去，想方设法干掉别人。这种竞争状态，在市场秩序还没有健全的时代，确实促成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很多问题会慢慢显现出来。
比方说，很多企业家都试图和政府官员走得近一些，不然你随便去政府部门办点什么事，一个小科长就可能刁难你。这是市场中的灰色地带，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很多人做企业都默认这样一种潜规则，通过贿赂也好，人情关系也好，利用体制来做一些事情。那么50后和60后的人，很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服自己：大家都是朋友，要讲义气，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这很正常。但是70后往往会纠结：坚持原则的话，企业可能就做不下去；妥协的话，内心又不能原谅自己。我那些做企业的朋友见面都有很多牢骚，确实不喜欢这种市场环境，但该送礼还是会去送。随着年纪渐大，我们多少会认同父辈的一些观念，发现很多人情世故自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不大会被说服，这种代际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我个人经历中有好几次这样的事，大家本来志同道合，准备一起做事，50后和60后提供资源，让70后来操盘执行。结果总是捏合不到一块儿，后来都分道扬镳了。具体的原因很多，但我分析根本的还是观念问题。比如对于财富的认识，可能50后和60后的人会很复杂，一面说大家一起创业，谁都不要计较钱的问题；另一面到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下手很黑。对于70后来讲就没法接受，我们希望彼此的利益事先就讲清楚。当然一起创业总会有情感的因素在里头，最后因为钱财闹崩，分手分得很难看。
最近我关注一个新闻，就是张伟平和张艺谋掰了，有报道说他俩合作就连合同都不签，完全凭交情办事，最后分手可能也跟钱有关。张艺谋是1950年的，张伟平是1958年，对他俩来说可能就觉得签合同这事有点生分了，兄弟之间谈钱多伤感情啊。但是按照商业规则，这样的合作是不牢靠的，空口无凭。本来只是钱的事儿，搞到最后感情也伤了，事情也做败了。
占有财富并不快乐
70后现在大概在四十岁左右，所谓“中年危机”在这代人身上可能尤为深刻。你会觉得从事的职业不符合内心的理想，但又不愿意另起炉灶去创业，这里不是成功困难与否的问题，而是你很难说服自己相信“新的事业更有意义”。
如果说创业的环境，现在比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能差了很多。那时候市场规则不够完善，竞争也没有这么激烈，最重要的是垄断没有这么严重。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都是民营资本上去探路，国有资本还在观望，现在观望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机会大大减少。中国式商业规则的建立是漫长的过程，以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为代价，人与人的平等观念和对契约精神的遵守，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国企很强势，政府更不用说，但我那些“下海”的同学们，倒是很少有想走回体制内“围城”里去的，因为渴望自由，没有人后悔当年的抉择。
放眼国外，这一代人在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些老外很潇洒，可能他喜欢中国的长城，就跑到北京来住上两年，天天到城墙上趴着。他们的后顾之忧没有我们这么多，很让人羡慕。可是在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里，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太多，你看好莱坞的电影里头，美国人每天发愁的事也很多，好像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一样。在商业秩序健全的社会里，可能放弃工作和家庭爬两年长城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是一辈子这样生活，某个时刻也会遭遇危机，也会怀疑自己。
有些企业家完成资本积累以后，选择去做慈善事业，这当然很好，问题在于他们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你看比尔?盖茨、洛克菲勒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冷酷的商人，但他们做了很多慈善，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做慈善是和做生意同样伟大、有成就感的事业。这跟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有关系，他们并不把占有财富当成快乐。但中国企业家恐怕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国有钱不仅意味着更多责任，还多多少少让人联想到罪恶，中国的“仇富”心理是有深远传统的。我们常说现在的中国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差不多，混乱无序，遍地是金钱，到处都有商业奇迹发生，但还是缺少阳刚之气，缺少一种把金钱袒露在阳光下的信心。
所以你说70后要怎样才能不纠结？我想“不纠结”的物种大概是不存在的，这与年龄和职业关系不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纠结。等到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纠结随风而去，新一代人又会有新的纠结。无论如何，商业本身有其运转规律，世界总会越来越好—如果大家都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的话。
大约整整十年之前，我曾经参与过一次短暂而且不成功的创业行动。几十口人聚集在北京地坛公园西北角一个花团锦簇、有锦鲤、有飞檐的古式建筑中，夜以继日地设计样报。
由于相隔岁月久远，具体细节已不堪描述，只模模糊糊记得，我们当时在雄心勃勃地酝酿一份新报纸—后来当然失败了。此事没多久几乎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但那些参与行动的人，却一直滞留在记忆中，深刻、鲜明，而且在之后的日子里，还被不断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搅起、翻新。
创业工作很累，但也有快乐的时光，电脑是新的，还有局域网络相连，有人就提议在下午的闲暇时间和晚上组织起来打联机游戏《帝国时代》。于是，在本来就不大的圈子里，又有了更小的圈子。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随机组建起来的小圈子，居然小概率地收纳了好几个“奇人”。
其中有一个体格壮硕的光头青年，怎么看都不像“新闻民工”，简直就是真正的建筑民工。他的常用口头语是“妄人”，因此后来我一直拿“妄人”做他的代号。妄人告诉我他刚刚来北京，之前在湖南的一个小地方工作，银行职员，还是点钞冠军。因为喜欢在网上发帖子，被主编以为颇有几分文笔与见识，辞职离婚，招来北京。上个月我再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国内很有名的一家媒体的主编。
还有一个长有八字眉的青年，羞涩而拘谨。他的经历更奇特，居然做记者而没上过大学，据说高中毕业后曾贩卖过水果，也是因为喜欢在网上发帖子，机缘巧合地来到北京，进入传媒行当。十年后的今天，我在百度搜他的时候，竟已是中国影响力几乎最大的一家都市报的首席记者。
还有一个面目清秀的少年，当时大概也就20出头，刚入行没多久。他倒是毕业于名牌大学，腼腆内向。多年后，在我几乎忘记他的时候，却被一件新闻吓了一跟头。光头跟我说，他就是前几个月在演唱会上高调“出柜”的男歌星的绯闻男友。
那一群人中，还有个黑哥，来自川边某自治州，常以出身贵族家庭自诩，他是彝族；还有位跟我同龄稍大的青年总编辑，他也没上过大学，在父亲当总编的报社里干了多年新闻学徒，终于独立门户。
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生于20世纪70年代后，因缘际会于互联网上。60后、70后、80后、90后都有什么区别？这是一类媒体常喜欢选用的话题，也是很有意义的研究，但也常陷入误区。最大的误区是，人们常把由于年龄造成的代际差异等同于时代差别，比如把60后、70后、80后、90后的差别用50岁、40岁、30岁、20岁年龄人群的差别相替代，这样虽然也能够比较出许多差别甚至鸿沟，但这些差别，最终都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湮灭，因为每个30岁的人群，不管他们如何抵抗、憎恶、敌视，早晚会一样变成40岁人群。
每一代都曾经叛逆，每一代都曾受压制，每一代都会接掌权柄与财富，每一代都会老去。
不被时间湮灭的和值得放大的，只有各代人与各代人不同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特殊遭际。
只有那些对历史有特殊贡献，或者为历史做出特殊牺牲的“年代人群”，才有资格被记入史册。
如以此而论，每一代人的特殊遭遇是什么？那些足以影响整整一代人共同性格和机遇的因素又是什么？
身为局中人，我能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文革”、婴儿潮、改革开放、独生子女、1989、大学扩招和互联网。
身为局中人，在这里我只能议论下这些大时代因素对70后的独特影响。“文革”开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但直到1979年之前的整个新中国成立后30年，都可以统称为“革命时代”，不管是“左”还是极“左”，都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占主导地位。70后一代，他们没有亲身参加过革命行动，但革命式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却在记忆深处留有残迹，这使他们后来的意识形态有别于60后、80后、90后。
70后与60后一起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波婴儿潮（Babyboom）。10年时间，中国出生了近2.6亿人，占当前全国总人口数的约20%。在这些人壮年的时候，婴儿潮意味着分享人口红利，承担房价暴涨，老年的时候则是白发浪潮。
改革开放三十年，共同影响的不止这四代人，也包括40后、50后，但各代所处阶段不同，影响到各代人对财富的掌握。如果说权力的分布在代际中基本平衡的话，那么财富则向40后、50后、60后倾斜，在社会财富几次大规模重组过程中，60后还能从邓小平南行后的下海潮、私有化潮以及更晚些的地产潮中分得一大块蛋糕，而70后则只能靠后来的互联网崛起富了一小部分人，此后社会财富与阶层日益固化，80后、90后机会更少。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乃至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一大新现象，其影响一言难尽，尚需研究，但却造就了60后、70后与80后、90后之间的一道分水岭，其区别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人和无兄弟姐妹的一代人。此后，一代人的性格、一代人的家庭、一代人的经济、一代人的机会都有不同。
1989年，东欧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从此，从70后上大学一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校园逐渐从象牙塔内的理想主义一代走向实用主义。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70后大学毕业一代开始，轰轰烈烈的大学扩招全面展开，四年后，就业难问题开始出现。
互联网是20世纪末开始勃兴的对人类都有影响的伟大发明，自然也对中国的四代人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其中代际之间又有重大区别。70后是接触互联网最早的一代人，也产生出最早因为互联网改变命运的一批人；互联网对60后更像一种工具；而80后，在受益的同时，开始蒙受“互联网之害”，大批青年因为无节制上网、沉迷于网络游戏而荒废了学习；至于90后，则完全是成长在互联网下完全不同的一代。
通过以上七个维度，已足以为70后一代描绘出不同于其他代际群体的生动形象，也可以解释，在2002年，为什么会在地坛的一角，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人能够汇聚一堂。如果时代稍有不同，这一景象即无法呈现。比如，没有大学文凭而成就于媒体，这只能发生在70后走上职场为止。在此之后，大学扩招，人人都是大学生，知识青年中没拿过大学文凭、受过大学教育的凤毛麟角。
又比如，优秀职员从银行这种热门单位辞职跑去媒体，这在以后也很难想像。2000年以后，随着国进民退，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当公务员和进入垄断国企已成为多数青年的梦想。公务员考试始于1996年，10年后成为“中国第一考”，但至少对70后大学毕业生来说，曾经是免疫的一代。那时候周围有很多人拒绝了国家机关的诱惑转而选择更市场化的工作，比如我毕业那年，就曾雄心勃勃地拒绝了两家中央部委的offers。
而互联网的出现，则首次突破地域限制，为更多普通青年创造了通过鼠标改变命运的机会。从地方到中央，从农村到城市，循旧例，要经过多少年的努力都未必可能达成，但对于那些最早熟练应用互联网的年轻人来说，只要有能力，肯花心思，往往数月就能崭露头角，卧龙不必候三顾，冯谖未用歌弹铗。对于70后一代来说，这种人物例子数不胜数。70后是被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引领着走上社会的最后一代，正因为这些信念的引导，70后们才敢于像60后的前辈们一样打破传统，到更广阔的领域寻找机会。这些情绪在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候，泡在网上的青年们都淳朴真诚、彬彬有礼、热情洋溢，陌生人们每隔几天就会在线下互相聚会，不是相亲、调情或者约炮，而仅仅是高谈阔论。那时候的互联网上没有那么多暴戾之气，叫骂、愤怒、约架都没有。人们相信世界是平的，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相信社会会越来越好，他们是高歌猛进的一代，他们热衷于在网上写文章，做学问，长篇大论。但之后的互联网一代，则充满了焦虑、悲观、消费主义，用盛大侯小强的话说，人们的思想都被碎片化，没有持久的专注，整个世界如同得了多动症。
话又说回来，幸福的一代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一代却各有各的不幸。时间如此公平，它在所有代际之间平等地流淌，各代人都在经历着当代的变迁，只不过他们借以经历的年龄不同而已。到了2012年，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20岁的90后，30岁的80后，40岁的70后，50岁的60后，也都学会了在微博上抱怨、开骂。这时候都明白，其实所有人都是一体的，身处同一艘漂浮的船上。
还是10年前，记得当时一位60后的老哥写了一篇文章，叫《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他说过很多有意思的话，比如说，反感70后制造太多新名词，“一听到70年代生的人把调制解调器昵称为‘猫’，就起一身鸡皮疙瘩”；比如嘲笑愤怒的余杰，性开放的卫慧，说“70年代生的人都是古惑仔，都是拿着大片刀砍人到处炫耀的角色”；比如讥讽70后一代的共同点都是没有文化，不爱说话，喜欢玩“酷”；比如抱怨70后冷漠、不合群、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太自私，太不负责任等等……身为70后，当时读了很愤怒，可10年后再看，眼里竟噙起了泪花，这哪里是在骂我们，简直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啊，如果这样的青春能够再来，情愿被这样再抱怨一千遍、一万遍。
1990年代“救”了70后这代人。
如果不是因为那10年之初开启的市场经济建设，以及那10年之末的互联网浪潮，70后跟他们的父辈、兄辈也许毫无区别，甚或不如。因为，1980年代思潮交汇之际，70后还懵懂无知，活在儿童世界里；而此后，思潮闸门急速放下。
说“救”可能太严重，事实上，那10年一头一尾的巨变也不曾把70后改造为彻底新生的一代，彻底与旧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决裂告别的一代、富于“革命”性质的一代。原因有二：一是，这两场“启蒙”来得太晚，在这拨青年已20岁或已接受了初中政治历史课本教育的时候才发生，他们的大脑与思维框架已不似一张白纸；二是，市场经济建设也好、互联网革命也罢，它们都是经济与商业范畴里的事物，互联网—也许有那么一点社会人文上的意义，但直接与初期的体现还是在“产业革命”、“资本泡沫”上。所以这两场启蒙的指向是比较同质化与单一的。人文与思想上的冲击没有发生，时局也不允许它发生。由于这两个原因，70后比60后、80后都更像是为商业而生—也正因为他们只为商业而生，导致他们的新生程度不会彻底。
他们的过渡色彩太强了。
占了互联网创业的先机
这个时代给70后最好的礼物就是互联网。
21世纪的头十年，互联网从1.0到2.0，泡沫从兴起破灭到再兴起，这期间中国商业最显著的成就，是起来了一拨互联网巨头。他们的创始人好些是70后。以中国互联网第一阵营俗称的T（腾讯）-A（阿里巴巴）-B（百度）-L（雷军）-E（周鸿祎）-S（新浪等其他）的创始人或CEO为例，马云、曹国伟、李彦宏是60后，雷军是1969年（踩着60年代的尾巴，起了70年代的头），其他一连串互联网响当当的角色，如周鸿祎、马化腾、丁磊、陈天桥直到最新冒出来的电商强人刘强东等，皆是70后。
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如上文所说，在互联网浪潮席卷而来之前，70后们已被整个90年代的“市场”气息熏陶数年。那时，尽管创业这个词还不像今天这么流行，但70后对开办公司、经商这事儿已毫无心理上的门槛。不似当下，那个十年，进跨国公司、做金融、做生意是大学应届毕业生们的优选，进机关、做公务员、求稳定是没出息的表现。70后在商业上受到的熏陶与初级训练比60后在相同年龄段时要多得多，甚至，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大学期间就做起了各种小生意，明白“交换”是怎么回事。
接着，正当他们走出校园没几年，正值精力与创造力旺盛的时候，他们幸运地赶上了互联网这拨热潮。互联网，自然而然被这群在当时的社会中最有活力也初具能力的年轻人所占领。
65后、70后，把守中国互联网大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以至于前两年有媒体说，就互联网创业而言，80后是迟到的一代，没赶上趟。
可是他们不幸为何？
然而，70后与互联网的交会，与美国硅谷年轻人在1970年代与高科技的交会情境又有相当大的不同。
我没办法回到1970年代的硅谷，只能依靠他人的自述跟转述去张望彼时彼地。此刻我顺手搜了一段《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朱步冲在去年某期杂志上写硅谷昔时气场的两段文字，供参考如下：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帕洛?阿尔托，是美国最具奇幻色彩的文化大熔炉，这里有琼?贝茨与感恩而死乐队，痴迷于电脑的学院怪人，也有国防大企业的阴谋。”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萨科在《从顿悟到硅谷》中这样写道，“只有托马斯?品钦的《拍卖第四十九批》，才能传神地描绘这个迷乱、庞杂而喧嚣的世界。”
“这一代人一口吞下了计算机就像他们一口吞下了迷幻剂。”布兰德在《全球目录》的一篇社论中这样说，技术狂人“极速至死”和嬉皮士的“迷幻而死”两种精神一拍即合，从而诞生了一种视技术同时视为压迫工具和精神解放手段，蔑视节制与逻辑表达的古怪文化。“技术的诗意和道义”，是60年代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提莫西?利瑞曾经竞选加州州长，未遂后又策划向公共饮水系统投放迷幻药，在集体欣快中实现不流血的革命。而美国现代建筑大师巴克斯特?富勒推崇的“穹窿结构”就被用来建造嬉皮士的著名据点。位于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的“卓普城”。
如你预感到的那样，在这两段背景描述之后，乔布斯在那篇报道里出场了。
那是一个与中国中关村截然不同的充满狂想与创新的气场。只有那么一群疯狂与富于想像力与个性的人，才能推动硅谷一阵阵浪潮的发生。中国65后、70后的互联网创业者的不幸在于，他们还没有机会去经历心灵没有束缚与教条、想像被极大开启的生活，就一头扎到了创业与商业的现实土壤中。
除了自然人在青春期里都会有的一些张扬，回想起来，在互联网之前，70后似乎没有为什么大的事物、图景与愿景激动过、热血喷涌过。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1980年代与精神营养不足的1990年代，交织投射在70后的青少年岁月中。这让他们的双脚从未脱离过地面，不浮夸，很实干，明白物质的实用性与意义，比后来的80后弟妹们更早地明白人情与世故—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生命中没有一段跟社会对立、对现状愤怒的叛逆期。如果说在1980年代挥洒青春那群人曾是愤怒青年，生于1980后的那拨人很多会走小众、个性的文艺路线，自己玩自己的，我不烦你你也别烦我，那么70后的绝大部分就是普通青年，勤恳踏实还合群。
很好，从概率上来说，商人基本上就是一群普通青年，不愤怒，不耍个性，懂妥协，善合作。
可是，显然互联网与创新，还需要一点孤悬于现实的勇气、自当下而跃的想像力、坚持自我不妥协于环境的个性。而这些元素，只在一小撮70后身上得见，相应的，70后商人里这样的人也很少。远观过去，互联网70后里，早期的丁磊有点这感觉，周鸿祎如此，互联网之外的70后里，罗永浩亦如此。
不像50后上过山下过乡、60后经历过80年代—这些都是残酷却能结出结晶（我想了想，还是觉得自己没资格称其为“浪漫”）的经历，就像年轻时恍然做了一个梦、去外星球探了一回险，梦做完、险探完后，自远方回来，过中年人该过的生活，而70后是始终活在“地球上”、精神世界不曾生活在别处的一群人。
身为70后一员，我还蛮遗憾我所有的物理与精神生活里，皆缺乏那么一段诡异而不乏瑰丽色彩的盗梦空间。我跟我的同龄人，就这么像小时玩的“跳房子”一样，一格接一格、顺利的话有时是跳两格—但都在规定框架里，把该跳该踩的格子与路线，一一跳踩完。
如果说所有的人生都是上帝写好的游戏，很多70后的游戏就是这么个玩法。
精神上不曾经历“天外飞仙”似的想像与神游，现实操作中也难有令世人倾倒折服的神来之笔。
甘愿成为“复制者”？
前段时间采访搜狗CEO王小川—1978年生人。作为一个还不是一线公司的CEO，他无意中流露出对那几位巨头创始人的失望—我在这里就不具名了—他说到另两位也是1970年代生的所谓大佬，说：“你看，他们把企业做到这么大，又都做什么了？看不到有什么好玩的搞法，没有为创新做实质性的贡献。”下面的话就是我挥发的：要么窃喜于国外巨头进不来，于是安心坐在绝对垄断位置上坐地收金；要么被公司之规模与增长所“胁迫”，陷入一个越铺越大、越抄越多的产品铺里。
这些70后互联网的优秀创业者们，确实以他们的聪明头脑、执着干劲搭建出一个中国一流的公司，但普遍被人诟病的，是它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复制、体现在微创新而非原生性的想法与灵感之上。这样的特点助它们成功，同时又在它们成功后，成为阻挠新创公司生长、成功的一大因素。
上文说了，70后创业者的精神气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现实、求变现色彩，其实和创新没太多关系—这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基因与色彩，怎么可能后来做着做着反而从浑汤子里出落出来呢？
再来看精神寄托与价值愿景，他们肯定不会喊出像柳传志一辈喊过的“为振兴民族产业”之类的口号，让他们再去宣示这些是真心不情愿；同时他们也很少有人怀抱“为了改变世界、为了让世界有那么一点不同”的价值诉求，他们觉得那太高远虚空而不现实。他们以踏实自居，对此还颇感自豪。这固然是这群人的优点，但客观上，如果没有某种更为超脱现实的、向上的动力在引领，人的行为操作准则很容易是“管用就好”、而非“这样做对吗”。在70后心中，是缺乏那股超现实、向上的动力与价值观的，他们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缺少这个。
没有对创新的渴求、没有超现实价值观的指引，他们不但自己甘愿成为并当好“复制者”，还对新生的、柔弱的创新缺少本能的尊重、同情与共鸣。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心里没有某些东西。
在精神状态与价值观上，我始终觉得对70后最准确的描述是《新周刊》在1999年左右画龙点睛般炮制出的那个概念：飘一代。
突然的“惊醒”
我好像有点过于厌弃70后了。如果你觉得过分或偏激，你可以把以上这些当成我仅对自己的厌弃。
而我也准备像欣赏自己一样去欣赏70后自我意识、个人主义的苏醒。
首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是独生子女。家庭氛围已先天赋予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
其次，1992年后，在社会各方面皆市场化、体制由点到面逐步瓦解的背景下，70后是成人（或半成人）中第一拨意识到很多资源与保障是要靠个人去拼的群体（结果发展了20年后，大家发现又回到拼爹时代，真是倒退与悲哀）。60后大学毕业就业，是分配的；房子，很多还是分的或低价福利房；而70后，要“找”工作，要“买”房子。再没有被动接受的事了，主体由国家变成了个人，而以个人去获取这些资源还需要竞争，人才优者、价高者得。单位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
再次，他们未曾在学生时期经历过群体性运动，集体的概念淡了；家国理想，客观上主观上都被打消了。他们无意对集体或家国社稷负责，做好自己的事而已。
个人主义的倾向与色彩，前所未有地涂抹在70后群体身上，他们为自己而活。
这已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为自己，再自私的欲望都可以落为两个让人安心的字—真实。说到这里，可以举两个人做例子。这枚例子或许是个巧合：1969年出生的雷军跟1970年出生的周鸿祎，他们之间的差别分野，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暗寓70后与60后的不同？前者极不喜老一代人的扭扭捏捏，他们从前管这叫“虚伪”，现在管这叫“装逼”。（之所以说这个例子或是个巧合，是因为雷与周之不同或更多归于这两人本身的性格差异，与年纪无涉。但为了方便说事，就拿来一举了）
同样以真实示人、不装逼、张扬自我又懂得自嘲的另一位70后代表就是刘强东。他凭着这份本色，再辅以社会化营销的手段，在微博新媒体上笼络了不少眼光与赞赏。
其他好几位70后企业家，在我看来，都还有60后上一代人的“遗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都还是75前的关系。75后较70后，其实在自我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越是自我清醒、为自己而活而战斗的人，越不会在年纪与人生状态这事儿上惶惑。所以当我听到编辑说有一拨70后活到30来岁却生出惶恐之心、急急切切地想转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或状态，我还挺诧异的。在我的了解中，大城市里的70后基本上还都算活在自我选择与设定的轨道中，并非被人强迫，也并非未经思索，怎么就突然虚空与惶恐了呢？
或许，我可以把他们突然的“惊醒”归结于他们对我上文所说的价值观的“虚空”、“飘浮”态的不满与自省？
如果这样，他们是更勇敢的人，在直面内心的程度上，比我这等虽明知精神“飘浮无根”，却依然能在实业操作中兢兢业业的人，要走得更深。
对于我来说，当下已无心自我纠缠、纠结于更形而上的精神体系着落于何处，只能寄望于工作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或能证明与完善自我。
半年前开始的创业（虎嗅网），迄今给我的本质体验，与从前在传统媒体里操作杂志内容，并无根本不同。根本相通之处在于，你需要创造或制作出一件足够有价值的产品（它可能是一本杂志，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间公司），以提供给你的用户。这是核心。在这核心之外，搭建不同产品需要的各种不同材质、结构、技能、要素，则要再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像绝大多数70后做的事那样，虎嗅这个网站的形态与概念，也不是石破天惊、纯然自我脑中全新而生，我很坦然，我参照了美国一些新媒体如《赫芬顿邮报》的模式与做法。但它能否有生命力，显然并不取决于我照着“赫芬顿”网站画虎嗅草图的那一刻。
哈！这好像是又一个“复制者”在为自己辩解的意味。嗯，随便他人如何定义吧。我不太喜欢“复制”、“参照”这个特质，但也不准备摆脱，主要是摆脱不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游戏可玩。我们所需要的，是认清自己所在游戏的规则并坦承自我，不用像诗里写的“一个人……隐藏多少秘密”，不必装扮、压抑与心事重重—如此，巧妙地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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