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袁喜 2010年9月27日
白雪，灰天，不算明亮的上午，我去方庄。转进芳古园显然有些年头的小区大门，就见到散步归来的吴冠中。很意外，居然没穿那双传说中的“运动鞋”。我喊了一声，他回过头，“我正要回家等你呢”。楼道里，我们还说了些什么，终是记不起来了。
那是2004年冬天，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的我，为一本梵高传记作序之事，几次电话惊扰他。我惊讶于吴冠中那么大的一个画家，只要是上午的电话，准是本人接听，“喂……”“我是。”……几次交流下来，我甚至建议他在旧稿《谈梵高》的基础上新写一篇……直到那天拜访，我彻底打消了这一冒失的念头，用了很早之前的底稿。
图书出版后，细心的读者还是发现了几个修订过的地方。一名辽宁的读者甚至专门来信，比照新旧稿勾画出改动之处，以为是我的编辑失误。他不知道，那是吴冠中在打印纸上，一字一句的最终修订。
我很较真。想起来，那天是依出版要求，去取他的修订稿与授权签名。
吴冠中是有书房的，用了家中光线最好的一间房子，兼做画室，也不过十平米的样子。三层铁皮书架，满当当地码着书。那一天，我居然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了几种鲁迅《野草》的版本；老桌子上放着一本16开的册子，似乎是一位画家的手札，记不得了；他将最奢侈的一个角落，留给了长方形的大木板——那是他的画板，顺手位置，放上作画器具。那一天，我看到一册书法，不知是谁的，摊开了，摆在那里。
“你见过那些画家的画室吧？我的这么小，不合时宜啊。”他笑笑，“我这是书房，很多画家只有大画室，没有书房。”不知为何，这句玩笑话，每次见到“大画室”，我都会想起来，也就记住了。
我以为，他会活很久。清癯的老人，在方庄的一个老小区里，倾心照看卧病在床的妻子，清晨出门散步，随手将垃圾扔进楼下的垃圾箱里……特意找出那本我责编的《尖叫的耳朵——梵高的艺术与生活》来，看了下出版日期：2005年1月第1版；再找经数次订正，末尾签着“吴冠中”三字的《谈梵高》打印稿：2004年12月6日……还有一张稿费收条，却是怎么也寻找不见，不知夹进了哪一本书里。
应该就是这一天了，2004年12月6日，我见到了他；2010年6月25日，在人间活了91年的他驾鹤西去；2010年9月10日，照旧阴沉的星期五，我陪来昆明讲学的李银河去景星花鸟市场转，忽见缓慢行走的老太太头顶，一块抽象民族图腾扎染布，那么像是吴冠中的作品……突然想起他来，这个不屈的老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让儿子转告那些他来不及说再见的朋友和读者：“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
忘了是哪一夜，我居然梦见了吴冠中，他的头发像刚被电击过，直戳苍天。我梦见另一个我，指着我大骂：当你在喝醉酒后误以为世界是你的，你该想到吴冠中；当你甚至参与那些沽名钓誉者四处以“采风”之名吃喝玩乐之时，你该想到吴冠中；当你看到那些在别墅里租学生上色的画家作画，你该想到吴冠中；当你把硕大的书房只当做摆设的时候，你该想到吴冠中……
兀自梦中惊醒，猛想起他位于方庄芳古园里三室一厅的普通住宅，客厅里的棕色沙发，显然只简单刷了乳白漆的房间四壁……那一天，我看着窗外，雪在加深，竟生“天寒白屋贫”之感，回头却见先生，眼神生力地看着稿子。“每当我向不知梵高其人其画的人们介绍梵高时，往往自己先就激动，却找不到确切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一字一句地下去，似乎照旧是激动地介绍着。
因此前听引荐者何三坡和阿简谈过，吴冠中最喜欢的作家是鲁迅，说过“三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那一天，我们似乎也就他所收藏的《野草》版本，谈起了鲁迅。在我模糊的回忆中，他的意思，读鲁迅，是在寻找“死了的故乡”。他有过温情而艰辛的农村生活经历，早出晚归的习惯，捡起来还如手握锄头那样顺手，更如手握画笔那么顺心。在《谈梵高》里，他也写道：“《唐吉老父像》画的是胡髭拉茬的洋人，但我于此感到的却是故乡农村中父老大伯一样可亲的性格，那双劳动的粗壮大手曾摸过我们的小脑袋，他决不会因你弄脏了他粗糙的旧外套或新草帽而生气。”
后来若许年，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已经89岁的吴冠中，庄重地对记者说：“我说的是真话。我这个年纪了，趁我还能说，我要多说真话。”他终于还是愤怒了，“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在于大师。”一语中的；“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惊人棒喝；“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都是些不会下蛋的鸡”揭穿皇帝新装；“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花钱就可以”痛斥流习……后来读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樊国宾兄的文字——“今日大学校园中此起彼伏的叫卖吆喝声和各种实用主义宣言中，已是鲜见十年前那样积极热烈而又蕴纳着整肃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气象，那些在各类学术沙龙中沉浮明灭的生动面孔，那些被康德思想折磨得形销骨立的早熟的灵魂，那些仅仅因为一次画展或一首诗歌的问世就啸聚于酒馆的思想畏友，那些刚读大三就敢于张贴海报举办个人讲座的年轻思想斗士……在今天的校园里已消声匿迹。”一代学人与一代画家锥心的事，竟是这般雷同。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不幸？
从方庄回来，大约脑中还留着吴冠中作品的样子，我在《谈梵高》打印纸的背面，写了一句话：“知识分子大抵是以言论履行社会角色的，吴冠中却在以自身作品的清脱，抗拒了我们时代的空心审美与萎靡的精神状况。”没标日期，忘了是哪一天写的了，大约也是那年的12月6日罢。
在我的感觉中，吴冠中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我不该用毫无力量的语言去写他，这是不敬。在这样的时节，我想起他那“不合时宜”的书房，也想起一首适合朗诵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