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佳玮
一专栏。
贝多芬曾经鲁莽而天真，说他已经有经济上的自由。如果有朋友来求他相助，他只要略写几首曲子，换来金币，就能解朋友的燃眉之急。他对了一半，19世纪开始，世界的确多了一批自由创作的艺术家，不必像巴赫当年服务于主人，想换个东家，还要坐一个月牢。1815年在维也纳，贝多芬声名极盛时，说他自己高傲的“任王族们追逐”，那时他尊严无比，的确不必再摧眉折腰。他错的是，艺术家并不因此而大富大贵。实际上，在他晚年，维也纳沉迷于罗西尼歌剧时，贝多芬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有些艺术家很幸运，生于富贵人家，终身不必烦恼。比如门德尔松，小时候就能和歌德为伴。比如托尔斯泰，自己是伯爵，可以撒开写小说，还能拿田庄搞试验玩。纳兰性德是相国公子，李煜和宋徽宗是天子贵胄，这都不在话下了。司马相如早年穷，但自从傍上了汉武帝，成了御用文人，就此也富贵腾达，于是陈皇后肯出千金，请他做《长门赋》。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都是被教皇看中要求修陵墓的，鲁本斯也凡代克也是常跟教皇、英国国王一流人物打交道。一言而蔽之：他们都不用特意和劳动人民打交道，挂靠着宫廷，自然有收入。苏轼这一流人物，做官自有俸禄，不靠稿费养活。王维是能住得起别墅、修佛的居士，但也是因为会画画通音律，和王族公主们走得近，不是靠出诗集攒钱。真靠稿费实打实过日子的，也就是柳永这种白衣卿相，所谓“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这受欢迎度程度远超过林夕和方文山了——可是并不因此富贵。事实很残酷：以民间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画家如伦勃朗、维米尔们，大多受穷；挂靠宫廷、为王族夫人们画像的布歇和委拉斯凯兹们，才挣得了钱过好日子。
19世纪之后，传统王室和教会势力凋零，不只是如中学历史课本所说，“打倒了万恶的封建主”，其实也顺便穷了一代人。凡高、高更这样的民间艺人，就只能曲高和寡；波德莱尔诗名几乎冠绝19世纪法国，但生前拢共赚过的稿费也就是三万五千法郎。当然也有混得好的：罗西尼写歌剧到三十来岁，富贵无匹，然后就快活过下半辈子了；大仲马写完《基督山伯爵》后，每年稿费已经超过二十万法郎。用今日眼光看，前者是金牌肥皂剧大师+流行乐制作人，后者是销售榜冠军报纸连载王。当然，坏处是会被严肃界的诸位大师瞧不起。但瓦格纳对此看得很通透：他几乎不择手段的把自己的伟大作品搬上舞台，使自己奠定了史上歌剧之王，然后不管世界如何抨击他的人品，自顾自享乐：“我要在活着时就享受一切，才不要像你们的巴赫大师那样过苦日子呢！”
1912年，普鲁斯特把《追忆似水年华》的前三部交给出版商时，遭遇了一片拨浪鼓似的摇头。伟大的纪德——距离他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还有35年——没肯推荐出版这本小说。阿尔弗雷德·安布罗代表所有出版商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开头三十页都在说自己睡不着觉？”——所以小说的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初版，是普鲁斯特自掏腰包。之后的转折点是：雅克·里维埃尔大力推荐，引发热烈评论；纪德展示风度的道歉。直到六年后，第二部《在少女身旁》出版后拿到龚古尔奖，形势才完全逆转——当然，当届龚古尔得奖前后另有许多争议风波公案，那是另一回事了。作为对比，DH劳伦斯没普鲁斯特那么阔。1921年的小说《虹》被查禁后，日子艰难，得靠给报刊爬格子挣钱。后来他写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前，已经隐约感觉到前景危险，所以和他的意大利出版商玩了个小手段：先受了近千英镑的预付款，自己印出私人版本，然后往外卖。
中国的书画家，门槛更高些。因为书画一体，寒门士子玩不起琴棋书画，所以穷读书人多，留得下诗词文章书画的人，大半穷不到哪去——曹雪芹晚年够穷了，可也是生在锦衣玉食堆里的，要不然贾宝玉那些吃喝穿戴，如何信手拈来？画家们通常若不是张择端、梁楷这些和宫廷打上关系，就是苏轼、黄庭坚之类有官职的，又或是祖上有些钱，不拘生计。赵孟頫是王室公子，所以书画甜润，可以开元朝一代风气；王蒙是他外孙，世家渊源；倪瓒家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有哥哥撑腰，无忧无虑，只要高兴画画就行。明四家的里沈周，算是很平民的人物了，但曾祖父跟王蒙称兄道弟，父亲又是画家杜琼的弟子，又是家学渊源。清朝的名才子如袁枚和扬州八怪的一些人，或者做官，或者就得靠和某员外、某盐商、某大人打好关系，得一些资助，才撑得下去。
哪位说了，大师们只要学罗西尼、大仲马，创作些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能过好日子的，并不难啊？——可是人民的品位着实不易把握。纳博科夫以贵族出身，20世纪30年代在柏林侨居期间已经有了文名，但小说不太卖钱；纳博科夫边在美国教书，边乘假期间隙完成了《洛丽塔》——用他自己的说法，与妻子薇拉出门捕蝴蝶的雨夜，他就在车里写小说——但在出版上遭遇了难题。维京公司拒绝了。《纽约客》拒绝了。连续被四家出版方拒绝后，纳博科夫只好往欧洲大陆找门路。1954年，法国的奥林匹亚公司过来接了手。问题是：奥林匹亚公司是家既出版先锋小说、也出版色情文学的地方。1955年9月《洛丽塔》在欧洲出版，然后就是1956年初的事情：英国卓越的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高登打上了擂台。前者认为《洛丽塔》是神作，后者认为《洛丽塔》是毫无节制的色情书。在争吵、谩骂、美国市场拒绝这本书的传说、走私一本《洛丽塔》要20美元等推波助澜之下，《洛丽塔》莫名其妙的，或者说，神奇的，成为了畅销书。纳博科夫终于可以放弃大学教书，放心捉蝴蝶了。当然，这里有命运玩笑的成分：20世纪30年代，他在欧洲写了如此之多的好小说，却只是得了“侨民里的托尔斯泰”之名而不畅销；偏是去了美国，才在欧洲成名；而且此后，他这样高傲、博学、严肃的小说家，却得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洛丽塔》是本严肃的小说，而非色情读物。相对的，艾略特写出不世神作《荒原》后依然很穷，只能继续在银行工作，以至于海明威和庞德20世纪20年代要募捐基金，“把艾略特拯救出来，让他写诗！”
还是回到贝多芬。实际上，一直认为自己能够自由的贝多芬，其实最稳定的经济来源，依然是身为贵族的鲁道夫大公——也就是《大公三重奏》致敬的那位先生。事实是，人民的趣味既叵测多变，大师的傲骨又不能当饭吃，如果不是先天富，又没赶上商业化的好时候，最可靠的，真还得是腐朽反动的封建贵族呢。
Via 张佳玮写东西的地方
